读者 200 期文章库

　　　　古往今来，在众多的外交使节里，有不少优秀的外交家，他们以杰出的才华、高尚的品德以及洒脱的风度，深印在外交史的篇章里，为后人所崇拜和敬仰；但也不乏形形色色、贻笑大方的众生相。 　　外交和世界同样古老。有了国家间（或者说政治实体间）的相互交往，就有了外交使节的活动。他们在古代欧洲被称为“演说家”、“雄辩者”，在中国被称为使者或说客。 　　不过，现代意义上的常驻大使则开始于15世纪的意大利城邦时代。1450年，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城邦派了一名使节常驻米兰，官衔是“常驻演说家”。这个称谓现在听起来当然很可笑。但是，如果看看今天联合国里数百名各国的大使们（代表）整天泡在没完没了的大小会议中倾听一个接一个的演讲的情景，“常驻演说家”的头衔倒也反映了使节产生的历史。他们凭三寸不烂之舌起家，这是毫无异议的。到了16世纪中叶，他们才有了正式的称呼：“大使”和“公使”（仅次于大使的外交代表；早期公使、公使馆相当于后来的大使和大使馆）。 　　当时的欧洲，王公、贵族、僧侣是权倾一时的阶层。因此，君王们往往是从这一阶层中挑选出他们所信赖的人去充当大使的。不过，也并无明文规定，更无完备的任命程序，不像现代那样。例如，在我国需要人大常委会通过，或像美国那样由国会参议院通过后，再由总统任命。而过去完全随各国君主的意愿和爱好而定。比如，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就派了一名宫廷理发匠充任驻勃艮地的常驻大使，因其出身低微传为笑柄；西班牙国王派了一名“衣冠不洁”、形态丑陋的医生出使英国，把英王亨利七世气得冒火，视为对他的不恭。这类事例当然要归咎于那些糊涂君王的愚蠢。 　　一个国家为了它本身利益的需要派出使臣常驻他国，自然有其政治目的。因此，一般君主对外国大使都有些疑神疑鬼，害怕他们利用特殊身份和外交特权搞间谍活动，妨害驻在国的安全。于是大使们被当做“瘟疫”隔离起来。有的国家则明文规定，外国大使只能同宫廷接触。国王打猎，大使们就得追随出行；公侯骑马出游，也得跟着去骑马陪伴。只是不得同议员、官员以及当地人民来往。更有甚者，当时的俄国沙皇视外国使节为战时俘虏，实行软禁!外交界的先行者们是吃过不少苦头的。 　　也许是由于这类缘故，或是出于其他的需要，中世纪的欧洲，一国派出的大使不一定是本国的公民。例如，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就派出过一名意大利人到荷兰去当常驻的英国公使。当时国际上有一批“职业大使”，他们随时可受雇于人，今天当甲国驻乙国的大使，明天可能又当上了丙国驻丁国的大使。这在今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有人美其名曰：“请外国人办外交。” 　　不管是出于国家尊严的考虑，还是从个人的名位出发，大使们十分注意他们在驻在国的礼宾序位。在一个国家的首都，有几十个乃至百名以上的大使，逢上重要的庆典、宴请，要是没有一个为大家所接受并遵守的序位规则，事情就会乱了套。 　　中世纪的欧洲，国家的元首是有等级的。教皇因是“受命于天（上帝）”，自命高于其他君主，自封首位，并规定其次是各国的皇帝，并按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丹麦……序位排列。各国的大使也按此顺序排列。而当时的“海洋强国”西班牙不服气“陆上强国”法国排在它的前面，指示它的驻外大使逢场必争。于是，1601年，当瑞典驻英大使抵达伦敦履新时，法国、西班牙两国大使在车站参加迎新仪式的过程中，各不相让，双方车队大打出手，闹得马死人伤，两国几至因此开战。1768年，英国王宫举行舞会时，法国和俄国的大使也为序位问题打起架来，结果这两位大使竟然以斗剑的胜负来确定谁先谁后。 　　随着时代的进步，经过几次国际会议，外交人员的序位总算得到了解决。例如：常驻大使按照递交国书的先后排位；国际会议的代表按照其组成国名英文字母的次序排位，等等。各国大使组成的外交使团中居于首位的（亦即最先递交国书的那位大使），是当然的使团长。但是也有例外。比如在国教为天主教的国家，来自梵蒂冈的大使不论资历，一概排在首位，是当然的使团长。此职虽无实惠却有虚荣，如可以代表外交使团参加一些少数宾客出席的庆典、礼仪活动，因此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尼加拉瓜的一位驻美大使从1943年一直呆到1970年初，几近30年，在外交史上可谓“前无古人”，成为资格最老的使团长，人们称他是“五朝元老”。还有，卢森堡驻英国大使从1955~1972年在伦敦呆了17年。其实一般来说，要当使团长并不难，呆上10年，就十拿九稳了。 　　礼宾官们常常抱怨大使是最难“伺候”的人。有时人们在大型的宴请、庆典等仪式上，可以看到礼宾官东奔西跑、满头是汗，往往只是让大使们有个称心如意的席位。而那些被认为是“难侍侯”的大使却常常在外交使团的会议上对驻在国的礼仪不周大发牢骚，甚至破口大骂。不妨说，这是一种“外交职业病”。 　　大使是外交职业中最高贵的。他代表本国元首驻在他国，号称“特命、全权”，享有外交特权，备受尊敬。所以，又往往成为好炫耀、爱风光的人们所艳羡和猎取的职务。 　　60年代，美国有位亿万富翁、报业大亨沃尔特·安南格。他在尼克松竞选总统时全力支持，为尼克松的当选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位慷慨、好名的大富翁别无所求，只想过一把当大使的瘾。论功行赏，尼克松登上总统宝座后，任命安南格为驻英大使。这位富翁大使一到伦敦，就显示出身手不凡，令伦敦外交界刮目相看。他自己破费数十万英镑购置了一座豪华的官邸，然后大摆宴席，广交各界名流；对于各种慈善事业，更是乐善好施，慷慨解囊，在伦敦外交界引起了轰动。于是有人挖苦他说：这一“大使阁下”的头衔是用钱买来的。不过，也有人为他说了句公道话：“安南格是英国民众熟悉其尊姓大名的惟一的大使。” 　　大使这一高贵的职位，由于远离本国、鞭长莫及，有时也可以权充政治斗争中的“流放地”或“舒服的软禁地”。有的国家在各种政治势力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作为一种妥协的手段或者和解的条件，一些领导人被安排出国当大使，暂时离开是非之地，免生事端。过去中东国家的政坛谋略常动用这一招，后来也有人仿效。苏联著名外交家莫洛托夫当年被贬后曾一度被派到当时世界上最闭塞的首都——乌兰巴托去当驻蒙古的大使；捷克“布拉格之春”的领导人杜布切克受贬后也曾被派到土耳其去当了一阵子大使。这样的大使难当，接受这样大使的驻在国可能也会感到为难。他们实在是“似是而非”的大使。 　　西方有种说法：资历最老、最受人们敬爱的大使是天使，因为他是联系天与地的媒介人物。可惜，这只是一个美丽的神话。一笔之差，大使永远成不了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