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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染的希望

1996 年第 4 期 · 社会之窗 · 王伟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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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沱沱河与当曲河汇合处。转过一个山口,杨欣背着70公斤重的背囊停住了脚步。不远处是起伏的山峦,在太阳刺目的光晕里,杨欣眯起眼死死盯住那片山峦,他怀疑自己走错了。   “怎么是白色的?不对,上次来山是绿色的,也是这个季节。难道我记错了?不,不会,就是这里,这里分明是一片青山,怎么能成了沙丘呢?   这是实实在在的沙丘,绵延80余里。   “我惊呆了,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住了似的,疼极了。1986年,我从这里开始漂长江,那时候的河源区多美啊!”   姜古迪加冰川晶莹剔透,如同梦幻世界,在阳光的照耀下,冰川一滴一滴融化,冰川孕育了沱沱河,这就是万里长江的源头。远处,格拉丹东雪山如圣殿一般,矗立在唐古拉之颠。一群群的藏羚羊疾驰而过,四蹄撩起的尘土遮天蔽日,像一阵狂风刮过,转瞬间又恢复了宁静。800里无人区,野牦牛悠然自得。夜里,月亮出来了,月光照在雪山上,一片朦胧的蓝色。薄雾中,依稀听得见几声狼嗥……   “这一切再也见不到了!7年后我去河源区拍片子,我看到的最大的一群藏羚羊只有11只。你知道什么叫姜古迪加?这在藏语里的意思是狼群出没的地方。这里曾经有成群的狼,而现在看不到一只狼。白唇鹿也没有了。野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的景观,可我一头也没有见到。     “索南达杰死了,死在可可西里,死得那么悲壮!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   杨欣最早出名大概是在80年代中期,作为中国漂流长江的探险队主力队员和摄影师,他早就不止一次地在地狱门口穿行。那一次,为了和美国人争首漂,一群热血青年在装备极端落后的情况下,不惜以生命作代价,硬是抢先投入了长江的激流险滩中。三支漂流队,有10位好男儿永远地留在了长江的怀抱中。   在这9年中,他一次又一次奔赴长江源,漂流、探险、拍片,他一次又一次地征服长江,从雪山脚下漂向大海。他乐此不疲。   我见到杨欣是在1995年夏天,他在北京呆了50多天,在这个闷热的季节里,他却不厌其烦地进出各种会场、机关、团体,四处游说他的计划—— 一个关于保护长江源头的计划。他住在朋友的办公室里,却自己掏钱请人吃饭,请人“打的”,目的就是让人们听他解释这一计划。   我有些不解,一个早已名声在外的长江的征服者,何时成了一个执著的环保主义者?   杨欣并不善谈,每一次的游说方式都差不多,三言两语就把自己的经历讲完了,然后拿出一沓长江源区的照片分发给他的游说对象。他讲得最多的一个人,是一个叫杰桑·索南达杰的藏族干部。50多天中,我见了他4次,听他讲了4次这个人的故事。每次讲完,会场上都一片肃穆。   “索南达杰死了,死在可可西里。他是为保护野生动物死的。死得那么悲壮,所以我今天才要做这件事。是索南达杰改变了我。”   一天晚上临分别的时候,他对我说:“索南达杰虽然不在了,但他家有一张照片,你看了会被震撼的。”     “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一种和祖辈不同的生活方式”   深秋时节,我从北京飞到了西宁。在高原上颠了三天,我终于到了索南达杰的家乡治多县城。一路翻越日月山、黄河源、巴颜喀拉山、通天河,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唐蕃古道。县城海拔4260米。举目远望,草场已经开始泛黄,黑色的牦牛布满山间,视野中没有一棵树。县城没有柏油路,连县委县政府的房子也多是土坯的。才进入9月就已经开始下雪了。县里几乎找不到一辆完整的汽车,我只有坐在团县委阿书记的摩托车后面出外采访。   20年前,还在青海民院读书的索南达杰有许多机会离开治多,因为他的成绩优秀,北京一次次来要人,到民委或民族出版社或民族学院,他拒绝了;省里也来要人,他还是拒绝了,说什么也要回到家乡去不可。他去说服自己的老师:“我们这个民族,祖祖辈辈只有到了我们这一代才有人识字了,有文化了,就应该有一种不同于祖辈的生活方式,国家培养我们这么多年,如果我们还只是忙着给自己盖房子买摩托,那与我的爷爷有什么不同?”   索南达杰回到家乡工作了20年,他当过县民族中学的老师、县教育局局长、索加乡党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兼西部工作委员会书记。1994年1月在可可西里牺牲,还不满40岁。   我在西宁见到了扎多。他曾是索南达杰的学生,后来成了索南达杰在治多西部工委当书记时的秘书。   “你一定要去索加,索书记的全部行为根源就在索加。”扎多每次见我都要说这句话。   索加乡离治多县城200多公里,是四个乡中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交通条件最差的一个。每年只有大地封冻的几个月中,通往县城的路才可勉强通车,其它的时候,江水化冻、大地翻浆,索加就是个与世隔绝的孤岛。   在西宁扎多就告诫我:“到了索加,你千万不能提你是来采访索书记事迹的,不然那些牧民立刻就会哭得死去活来,你什么也别想得到。”   索南达杰的形象已经深深地刻在索加牧民的心上了。   1985年10月17日,一场历史上罕见的暴风雪突然从天而降。几天内,从长江源头的唐古拉到黄河源头的玛多、玛沁,东西横亘1000多公里、南北纵深200多公里的辽阔草原,很快就被齐腰深的积雪盖得严严实实。气温骤然降至-40℃,交通、通讯全部中断。在治多县,受灾面积高达62%,受灾最严重的就是索加乡,全乡26万头牲畜中有22万头冻饿倒毙在雪中。   身为县教育局长的索南达杰随县救灾工作组费尽周折来到索加。没有人烟没有路,四周一片白茫茫,根本看不见牧户在哪里。他背起几十个煤油炉,深一脚浅一脚向大雪深处走去,工作组的同志也跟着他负重前行。这是海拔4700米的索加,人们喘着粗气,在雪地里跋涉。10里、20里,还是没有人迹,他翻过一座高高的山梁,对大家喊道:“加把劲,过了这座山,我们一定能找到牧民!”当第一座黑色的帐房出现在雪原尽头的时候,索南达杰突然哭了。   索南达杰带着几个年轻力壮的牧民,背着几口袋牛粪,踩着厚厚的积雪,奋力往山上攀登。谁也不明白他想干什么,牛粪在那个时候多么金贵。他们爬到半山腰上,把牛粪倒了出来。索南达杰在雪地上用手画出了三个巨大的字母——SOS,他指挥那些牧民们把牛粪码在字母上。   兰州部队的救援飞机向这三个字母飞来,投下了粮食、燃料、棉被和大衣。   这一年,索加没有人冻死,没有人饿死。   然而,这场灭顶之灾却给了继任索加乡党委书记的索南达杰极大的刺激。   改革开放给牧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索加的户均牲畜达到了120多头,这是多少年来从未有过的好年景。仅仅在一夜之间,一切都成了泡影。传统的生产方式竟如此脆弱!   索南达杰骑着枣红马,忧郁地在索加的草原上盘桓,雪灾的阴影时时笼罩着他。再来一场暴风雪怎么办?一切再从头开始?索加的路究竟在哪里?光靠养牛养羊能把索加人领上现代化的路吗?民族兴旺,必须要有新的观念,要走新的路子!     见到地质勘探队,索南达杰眼睛亮了   春天,雪渐渐融化了,索加却也因此断绝了与外界的往来,往年这个时候几乎没有外人来这里。   1987年春的一天,夜幕降临的时候有人敲门。索南达杰打开门,见是一群从未见过的汉人。对方自我介绍说是地质队的,来索加进行资源勘探,早上就从县里出发了,没想到200多公里走了一天。索南达杰眼睛突然一亮,他赶紧招呼人把索加最好的房子腾出来,让地质队住进去。又张罗人送来牛粪、开水,把屋子里烧得暖洋洋的。   陈方本诧异地望着这位四处忙活的书记,出野外搞勘探,遇到如此热情的干部真是难得。陈是青海地质大队的总工程师。在西宁我见过他,他刚从可可西里回来不久,说是在那里发现了天然气。“如果索书记还活着,肯定特别高兴。唉,太可惜了!”陈方本伤感地回忆说,“那天晚上我们觉得眼前这位身体健壮、前额宽大、一脸络腮胡子的索书记很可亲。后来我们在雇牛马上又遇到了麻烦,牧民要价太高。他听说后,二话没说,黑着脸骑上马奔了出去。连着几天也见不着他的影子。后来一位乡干部说,索书记发火了,他骑马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跑,告诉牧民地质队是来为索加牧民找矿的,开矿和修路一样,都是为我们致富、造福后代的。”   一大早,索南达杰就要拉着陈方本往外走。问去哪儿,他说去找矿,还说索加这个地方要发展光靠牧业不行,一定要进行畜产品加工,要开采矿产,开发水利资源。所以最好今天就能把索加脚下有什么资源都勘探出来。陈方本乐了,觉得这个书记竟还有一颗如此童稚之心。他赶紧解释,找矿可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何况你这儿交通极不方便,一般的矿开发起来也划不来,要是有什么金银铜矿泉水什么的,还是很有价值的。   “那好,你跟我走,我知道哪儿有泉水,你们赶紧带到西宁去化验一下,看看有没有开采价值。”   索南达杰当即领着地质队员骑着马,直奔数十里之外的泉水。   地质队在索加工作了两个夏季,他们成了索南达杰最知心的朋友。原本想的在藏区工作可能会遇到的种种麻烦,在索加都不存在。他们还多了一个最好的帮手和学生。索南达杰经常与队员一起出野外,每过一条河,他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你们看这里修水电站合适吗?”   地质队员说:“我们是找矿的,对水电是外行。”   索南达杰不高兴了:“天下的知识都是相通的,你们起码能够告诉我这里的地质构造是不是适合修电站,怎么能说是外行呢?”   陈方本忙解释:“索加的水利资源很丰富,但是在大河上修电站,别说以索加的财力,就是治多县的财力也不够。”   “你们别管,钱我会去找。”   索加有6条水系汇入通天河,水利资源极为丰富。那天,索南达杰与地质队员一起,用了一整天时间找建电站的坝址。回到乡里,他兴奋无比,专门找来了两瓶白酒庆贺。在与地质队员相处的两个夏季里,他学会了怎么找矿,如何辨别矿石标本,怎么看地质图,怎么定位。   “他死得太可惜了,凭他的才华、他的现代意识,那是可以当省长的。绝对可以!”陈方本一边对我说着,一边叹气。     “在中国办事,不死几个人是办不成的。如果非这样不可,我就先死!”   在索加,地质队员们问索南达杰:“既然你懂得光靠羊搞不成现代化,为什么你不去可可西里?可可西里有黄金,有野驴、野牦牛、藏羚羊,这都是国家一类保护动物。可可西里从来就是属于治多的,治多人为什么不去保护它,利用它?”   此前,除了偶尔发生的草场之争,治多人从未想到过远在青藏线以西约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是属于自己的。地质队员的一席话,如同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索南达杰的心上。   在治多县委招待所昏暗的灯光下,我读到了许多索南达杰写的关于索加的调查报告和请示报告。这些报告呈向县、州、省,还有国家民委、国务院扶贫办等部门,他每天都在试图让更多的人了解索加,帮助索加人民架桥修路,度过难关。1985年的那场雪灾给索南达杰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一个靠畜牧业为生的民族,它的生命力太脆弱了。索南达杰终于开始把目光投向了西部,投向了可可西里。   1985年,在可可西里发现金矿的消息引起了这里前所未有的淘金热。沿昆仑山北端的库赛湖、卓乃湖、五雪峰、布喀达坂峰、马兰山、太阳湖等地,到处分布着砂金矿。1984年以来,每年都有约3万左右的金农进入其间采金,据非官方消息,目前这里的金农达到9万余人,严重破坏了可可西里的砂金资源。更为严重的是,数万人吃喝成了大问题,于是这里的野生动物纷纷罹难,10年中,野生动物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二。   可可西里,在蒙古语里的意思是“美丽的少女”,今天这位美丽的少女被无情地蹂躏了。索南达杰把自己的使命定在了这里,他要让可可西里蒙受的屈辱一扫殆尽。   1992年,索南达杰任治多县委副书记。上任伊始,他就连着几次向州里打报告,要求成立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并毛遂自荐,要求负责西部的保护和开发工作。   这么多年他已经很习惯没人理他的茬,可报告还得一份接一份地写。第二年7月,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玉树藏族自治州政府批准成立治多西部工委,由索南达杰任工委书记。扎多成了索南达杰招募的第一个“志愿兵”。   西部工委的目标就是可可西里。   从西部工委成立到索南达杰牺牲,一共是545天,索南达杰12次进入可可西里考察,行程6万公里,历时354天。   西部工委没有任何装备,第一次进可可西里,是徒步进去的,晚上再走回五道梁兵站宿营,第二天接着往里走。第二次还是用两条腿走进去的。三个人背着炒面、水和地图,一路走一路往图上标着采矿点的位置和规模。后来终于有了一辆北京吉普,他们就可以走到可可西里的纵深地带。县里没有哪个司机愿意进可可西里,索南达杰自己兼了这一个职位。   每一次,可可西里肆虐的风雪总把这个健壮魁梧的汉子折磨成胡子拉碴又黑又瘦的老头。在索加落下的肠胃炎严重复发了,他只有靠止痛片和酵母片来撑着,要么就“绝食”。每次回到治多,索南达杰总是兴高采烈地向人描述可可西里:“那是我们治多的宝库,我们的希望就在那儿,孩子们的希望也在那儿。”那神情就像是捡到了金子。没有人像索书记那样认识西部对治多的意义,可他从来不发牢骚。“只有一次”,扎多回忆说,“我印象很深,那是在可可西里,索书记对我说:‘看来在中国办事不死几个人,是办不成的,如果非这样不可,我就先死。’”   1994年1月,索南达杰第12次进入可可西里,在太阳湖碧蓝的湖湾里,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与他对抗的是18名凶恶的盗猎匪徒。在他身边,是整整两车约2000多张藏羚羊皮,羊血还未凝固。他至死都保持着射击的姿势。这个姿势如同雕塑一般刻在了藏族人民心中。   1994年2月10日,正值新春佳节,就在这一天,人们把索南达杰的遗体从可可西里运回治多县城加吉博洛格。数百名喇嘛、阿卡点燃了长明灯,他们把索书记的遗体供在菩萨像前,为亡灵诵经,超度升天。   12日,治多县城所有的人向索南达杰的遗体告别。   武警战士护送索书记的遗体前往烈士陵园,在陵园外架上了一个圆型土炉,炉上放遗体,炉下盛柏木,400公斤的酥油倾倒在柏木上。庄严的长号刺破了密布的阴霾,苍鹰低旋。僧侣们身着红色袈裟,聚集在焚尸炉周围齐声高诵经文。百姓们仰望焚场,长跪不起。     “我一想起那忧郁悲怆的表情,我就不能放弃!”   去青海前,我问杨欣:   ——假如没有索南达杰的死,你现在还会做这件事吗?   ——不,不会,他的死对我的触动太大了。我一想起他那种忧郁悲怆的表情,我就不能放弃。   杨欣对我说,如果找不到支持者,他决定再漂一次虎跳峡,而且不用密封船,只用普通的船。   “那是找死。”我说。   “我知道,肯定得死。索南达杰已经死了,如果还需要死第二个,那就应该是我。”   杨欣回到了深圳。年轻的郑建平成了杨欣的第一个支持者。他是深圳世纪文化公司的老总,杨郑双方终于形成了一个“保护长江源,还我大自然”的活动方案。郑建平在自己的公司专门设了一个社会公益事业部,由杨欣负责。郑说,这是准备专门给公司赔钱的部门。   在北京的游说亦获得了成功,国家环保局发函对此项活动予以充分的肯定;数十位科学家积极对此进行了科学论证,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在索南达杰家里,我看到了深深打动人的那张照片。照片已不太清楚,但他那忧郁地望着远方的神态,你看后无法无动于衷。他好像在问:谁来保护我的家园?   杨欣来了,郑建平来了,——还有更多的人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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