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
1996 年第 4 期
· 人生之旅
· 梁晓声
父亲去世已经一个月了。
我仍为我的父亲戴着黑纱。有几次出门前，我将黑纱摘了下来。但倏忽间，内心里涌起一种怅然若失的情感。戚戚地，我便又戴上了。我不可能永不摘下。我想。这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情感。尽管这一种个人情感在我有不可殚言的虔意。我必得从伤绪之中解脱。也是无须别人劝慰我自己明白的。然而怀念是一种相会的形式。我们人人的情感都曾一度依赖于它……
这一个月里，又有电影或电视剧的制片人员，到我家来请父亲去当群众演员。他们走后，我就独自静坐，回想起父亲当群众演员的一些微事……
1984年至1986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在北影院内，甚至范围缩小到我当年居住的十九号楼内，这乃是司空见惯的事。
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地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钮扣。总体银白，须梢金黄。谁见了谁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
父亲生前极爱惜他的胡子。兜里常揣着一柄木质小梳，闲来无事，就梳理。
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梁爽，天真地发问：“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呀?”
父亲一时答不上来。
那天晚上，父亲竟至于因了他的胡子而几乎彻夜失眠。竟至于捅醒我的母亲，问自己一向睡觉的时候，胡子究竟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无论他将胡子放在被窝里还是被窝外，总觉得不那么对劲……
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看得太重，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
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两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挥去的。
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
“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要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么?”——他这么保证。
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
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更准确地说，是“群众演员”生涯——在他74岁的时候……
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行卖的……
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
父亲做什么事都认真极了。
但那也算“演戏”么?
我每每一笑罢了。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是高兴的。
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就是那条旧北京假景街，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划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要拍的样子。
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
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
我问：“为什么?”
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儿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
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
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倚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分明地，他惟恐使那长袍沾了灰土或弄褶皱了……
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
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
难得有父亲这样的群众演员。
我细思忖，都愿请我的老父亲当群众演员，当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胡子……
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
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恍恍地，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
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爸，你怎么了?为什么夜里不睡吸烟?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黑暗之中，只听见父亲叹了口气。许久，才听他说：“唉，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哇!他就怕这几天下雨……”
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地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他是把自己—— 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联得太紧密了。或者反过来说，他是把一位导演，与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联得太紧密了。
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
而我认为这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
我嘟哝地说：“爸，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吗?下雨不下雨的，与你有什么关系?睡吧睡吧!”
“有你这么说的么?”父亲教训我道：“全厂两千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早收场，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不关心。”
我佯装没听到，不吭声。
父亲刚来时，对于北影的事，常以“你们厂”如何如何而发议论，而发感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说“你们厂”了，只说“厂里”了，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
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
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他听了觉得逆耳，惹他不高兴。
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
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呢?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岂不是要发急么?”
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
我说：“爸，我替你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么?”
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
于是我就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给我自己打电话。
回到办公室，我对父亲说：“电话打过了。你们组里今天不拍戏。”——我明知今天准拍不成。
父亲火了，冲我吼：“你怎么骗我?!你明明不是给我们剧组打电话!我听得清清楚楚。你当我耳聋么?”
父亲他怒冲冲地就走出去了。
我站在办公室窗口，见父亲在雨中大步疾行，不免地羞愧。
对于这样一位太认真的老父亲，我一筹莫展……
父亲还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选景于中国的一部什么影片中担当过群众演员。当父亲穿上一身朝鲜民族服装后，别提多么的像一位朝鲜老人了。那位朝鲜导演也一直把他当 一位朝鲜老人；后来得知他不是，表示了很大的惊讶，也对父亲表示了很大的谢意，并单独同父亲合影留念。
那一天父亲特别高兴，对我说：“我们中国的古人，主张干什么事都认真。要当群众演员，就认认真真地当群众演员。这样的中国人，外国人能不看重你么?”
记得有天晚上，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妻子和老父母一块儿包饺子。父亲擀皮儿。
忽然父亲喟叹一声，喃喃地说：“唉，人啊，活着活着，就老了……”
一句话，使我、妻、母亲面面相觑。
母亲说：“人，谁没老的时候?老了就老了呗!”
父亲说：“你不懂。”
妻煮饺子时，小声对我说：“爸今天是怎么了?你问问他。一句话说得全家怪纳闷怪伤感的……”
吃过晚饭，我和父亲一同去办公室休息。睡前，我试探地问：“爸，你今天不高兴了么?”
父亲说：“高兴啊，有什么不高兴的!”
我说：“那你包饺子的时候叹气，还自言自语老了老了的?”
父亲笑了，说：“昨天，我们导演指示——给这老爷子一句台词!连台词都让我说了，那不真算是演员了么?我那么说你听着可以么?……”
我恍然大悟——原来父亲是在背台词。
我就说：“爸，我的话，也许你又不爱听。其实你愿怎么说都行!反正到时候，不会让你自己配音，得找个人替你再说一遍这句话……”
父亲果然又不高兴了。
父亲又以教训的口吻说：“要是都像你这种态度，那电影，能拍好么?老百姓当然不愿意看!一句台词，光是说说的事儿?脸上的模样要是不对劲，不就成嘴里说阴、脸上作晴了么?”
父亲的一番话，倒使我哑口无言。
惭愧的是，我连父亲不但在其中当群众演员，而且说过一句台词的这部电影，究竟是哪个厂拍的、片名是什么，至今一无所知。
我说得出片名的，仅仅三部电影——《泥人常传奇》、《四世同堂》、《白龙剑》。
前几天，电视里重播电影《白龙剑》。妻忽指着屏幕对儿子说：“梁爽你看你爷爷!”
我正在看书，目光立刻从书上移开，投向屏幕——却哪里有父亲的影子……
我急问：“在哪儿在哪儿?”
是啊，父亲所“演”的，不过就是些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角色。走得时间最长的，也不过就十几秒钟。然而父亲的确是一位极认真极投入的群众演员——与父亲“合作”过的导演们都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