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我在北京崇文区一座白色大楼前等解海龙。 　　那时我还不认识他，于是想象一个人如果用照相机推动了一场撼天动地的运动，如果他经年累月地在山里拍摄可怜的孩子、普通的乡村教师和破败的学校，他应该是什么样子? 　　夜色里有人背着黑包匆匆走来。我一眼就认出了他——那双眼睛敏感而富有说不清的知性。 　　他40出头，原在崇文区文化馆工作，现供职《中国青年报》。1990年至今在边远贫穷的土地上行程4万多公里，途经16个省份，深入一百多所乡村学校，拍摄了一大批反映贫困地区儿童教育状况的照片。1992年4月18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把解海龙的40幅照片共50套分发给新闻界。海内外报刊争相发表，引起全世界华人的关注。半年后，“希望工程”收到捐款达一亿元，为前两年半的8倍多。 　　解海龙的照片令无数人观后热泪滚滚，使他们把目光投向乡村，并思考自己的生活。 　　那条标语让他觉得不能再等了 　　1990年他到一个村庄采风， 　　突然被土墙上的一条大标语吸引：“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 　　能苦孩子!”伙伴们都往前走了，他却站在那儿凝思不动。 　　他说：“农村各种标语我见多了，就这条震撼力特别强。许多宣传都讲农民富了，有多少多少万元户。不下来看看，根本不知道农村和城市反差有多大。我经常看见农村孩子抱着弟弟妹妹，赶着羊，扛着柴禾，站在学校门口看里边孩子读书。他们趴在窗上向里张望，羡慕得不得了。他们想上学却上不了……” 　　解海龙早就想拍一组反映农村儿童生活的照片让城里人看看。那条标语让他觉得不能再等了。 　　1991年初，他找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急切地说了自己的想法。双方相见恨晚。基金会急需这么一组照片，问解海龙有什么条件。他要求提供贫困山区的分布图和介绍信。与基金会签合同时，解海龙只字不提钱，使组织者很奇怪。合同很快签了，他发现他们额外加了一句：资助5千元，用以买较好的胶片。他很感动，这一辈子从来没拿过这么多的钱! 　　 穷山僻岭中的孩子 　　突然一天寒流至，城里人都缩进了棉呢皮毛中，解海龙想到山里的孩子：他们薄薄的衣服在这天寒地冻中如何捱过?他坐上长途车，来到长城外的滦平县。在一个用木棍撑顶、报纸糊窗的教室，他看到孩子们在破窗而入的寒气中，流着鼻涕，跺着脚，手上长着冻疮。他特别注意到一个可爱的女孩子，穿着臃肿褴褛，伸着小手紧围泥炉。她那冻得通红的苹果脸没有一点悲苦相，却露出令人感动的、稚诚的笑。他摁动快门，拍下题为《烤烤冻僵的小手，继续上课》的照片。 　　3年后的一个黄昏，解海龙随中央电视台摄制组又来到这里。在依稀相识的街道上，跑来了三四个小孩，都是那张照片上的孩子，但没看见那个胖胖的、长着冻疮的小女孩。孩子们说，她不上学了，她家穷。解海龙很难受地回到北京。中国青年报社摄影部的一个叫张左的小伙子知道了，立即拿出300元钱寄往滦平。他决心帮助这个小女孩上到五年级。这使解海龙很欣慰。 　　解海龙走在沂蒙山区的一个小村庄里，突然听到一个破房子里传来孩子的哭声，于是走了进去。在四壁空空的屋里，看到一个泪水涟涟的小女孩。她14岁，已经上了四年学。为了能读书她什么活都干：喂猪做饭、砍柴打草。她年年考第一，但还是不得不离开学校——她家再也没钱交学杂费了!她求老父，这位农民父亲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你已经14岁了，你妹妹也要念书……解海龙闯进时，他正嚷道：这书不念了，不念了…… 　　这张照片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20天不到，就有3万元捐款飞向这个小女孩。有一位在日本的留学生来信说：“我作为一个游子，看到故土还有这么多的小弟弟小妹妹因贫困上不了学，心里很难受!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将来好报效我们可爱而又贫穷的祖国。我现在边学习边打工，没有多余的钱。这次寄1万日元……” 　　解海龙来到河南省商城县苏仙石乡琉璃河村，看到两个没钱上学的姐妹收到了“希望工程”救助的40元钱。钱是给姐姐的，她要让给妹妹。两个女孩子都哭了。解海龙边流泪边拍摄。走的时候，他从微薄的盘缠中抽出10元钱，连同笔记本和笔，都给了那位姐姐。 　　《姐妹俩》登出后，捐款的人非常多。姐妹俩就把多余的钱捐给了其他失学的孩子。还给报社写了封信，说她们已经上学了，叫叔叔阿姨不要再寄钱了。 　　原国家主席杨尚昆也知道了她们俩的情况，几个春秋过去了还问起：不知道那一对小姐妹都上学了没有? 　　解海龙以个人微薄之力，在描述一个为社会的主流——城市诸阶层所不知的事实。 　　 与穷孩子相依为命的人 　　与穷孩子联在一起的是他们的老师。解海龙来到大别山里的周七家村，天降大雨。经过一个破旧的学校，见到教室里飞出水花。他立即冲进去，看到孩子们正往外淘水。他摁下快门。这时一个年轻男老师过来质问：为什么拍这种落后场面，用意何在?解海龙拿出介绍信，他也不看，把解海龙赶到外面。听了解释，他恍然大悟。于是很内疚，抢着背背包，走时送了很远。一路上总说一句话：实在对不起!握手道别时，这个姓卢的年轻人眼里含着泪花。 　　这幅叫《湖心小学》的照片见报后，一个叫王华瑞的加拿大华人慷慨解囊42万港元，在周七家村建了一个新学校，每年还另拨2万元作为学校开支，并资助各位老师每年300元钱。 　　几年后的一个秋天，解海龙重访那里。村民听说那个拍照片的来了，奔走相告，并写了“饮水思源”的字敬上。但解海龙始终没见到小卢。老师们说：自你走后，小卢老师一直把这事放在心上，总是过意不去，想给你写封信。后来新学校建成了，老师又有了补贴，他觉得没脸领这钱，就要求调到20里以外的一个山村小学去了。 　　解海龙心里很不是滋味，老想着那个姓卢的年轻人站在山路上含泪的样子。 　　解海龙说：人们都说老师是燃烧的蜡烛，可山里的老师是两头燃的蜡烛。他们的生命燃烧得更快! 　　湖北罗田县落梅河乡野菊坳村有个小学，校长和老师就一个人，叫朱东明，是从城里毕业分来的，在那里干了10年。10年里，他替孩子们垫付学杂费6000元，占他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他知道这是永远的付出，孩子们没有钱。孩子说：还你笤帚和柴禾吧!于是他的小屋里就堆满了树枝和扫地工具。他说一辈子也用不完! 　　解海龙来到这个小屋里，看到除了笤帚、床、桌、破旧蚊帐、一个用胶布贴着的小半导体，就是一摞摞作业本。那是他工作了10年的全部家当。他穿着破布鞋走在充满敬意的孩子们中间! 　　解海龙在这个小屋里跟这位朱老师住了两晚上，听他讲了自己的故事。 　　他快30了，有过一个女朋友。她找了关系要把他调出来。当他打起铺盖准备离开时，看见孩子们高高低低都站在他身边，充满依恋但又懂事地说：朱老师你走吧!不要管我们了!他热泪涌上，心里发酸，知道他走了，再没人来，这些孩子就再也不能上学了。于是，又留了下来。他的女友从此没了音信。他对乡领导说：现在孩子还离不开我，我不走了。但我可没说扎根一辈子啊!我再干10年，等这些孩子长大了接我的班我再走。那时我找我的女朋友去!说到这儿他哭了。 　　在四川宣汉县县委招待所，外面下着倾盆大雨。一个浑身湿透的男孩子闯进来，涨红脸问解海龙是不是北京来的专门拍教育的记者。得到肯定答覆后，他讲了他的父亲何文广的故事。 　　这是一位干了27年的民办教师。一个新学期开始，班里两个孩子没来上学，他就连夜走十几里山路去家访，说服家长让那两个孩子继续上学。回来的路上下起大雨，他不慎从陡坡上滑下去。午夜，全家人见何老师还没回来，就冒雨出动寻找。终于在一个山坳里找到他，浑身是血，昏迷不醒。3个十几岁的孩子连背带拖把何文广送到乡医院。打了一天点滴就咽气了…… 　　解海龙连忙问男孩：你父亲的坟在哪?男孩说就在他家房后。解海龙又问，有没有墓碑?男孩低着的头摇了摇。 　　解海龙心里满是酸楚，多么可敬的人!他身后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两个失学的孩子，大女儿自己嫁了出去，用彩礼钱供弟弟上学……解海龙急切地想去何老师的坟前站一会儿，献上一束野花。可是被当地干部阻止了。他们说有一百多里路呢，天还下着雨，等清明节再来吧，这个地方只有那几天不下雨。解海龙当时特别急，冲着干部们发起火来：这样的人为什么连块碑都没有?这样家庭的孩子为什么连学都上不了?干部们小声地解释：这种情况太多了。 　　他当时只能望着那绿色的远山，感受一个伟大的英灵。 　　这个故事发生在山西。那天解海龙翻山越岭，长长的山道上只有他和前面远远的另一个人。走了很长时间还是只有他们俩。解海龙奔上前问那人附近是否有学校?那个30多岁的汉子连声说有，叫跟着他走!就一根烟的工夫。汉子递过一根烟。解海龙从来不吸烟，这次点上了。当时积雪刚刚融化，道路泥泞，汉子就把他身上的全部器材转移到自己身上，还跑前跑后，推拉抻拽。半盒烟抽光了，还没到。解海龙不走了，厉声问，到底有多远?汉子连连道歉，说他就是那个学校的老师，因为这里从来没有来过外人，怕解海龙不去，就说了谎话。汉子说着就往远处指：你看，就在那儿!顺着他的手望去，看见远远的山坡上站着3个孩子。汉子说他们在等我! 　　来到村里，3个孩子立刻集中在一个磨盘上。上课开始。解海龙非常感动，握着老师的手说：谢谢你了!汉子哭了，抹着眼泪说，谢谢你了，以前从没人来过…… 　　照片洗出来了，叫《全校师生》。 　　 流泪者 　　中国人是非常富于同情心的。他们看不得别人受苦，他们爱流泪。 　　在沂蒙山，有一个女孩子没有本和笔，就在石板上写字。解海龙看见拍了下来。照片发表后，一个小男孩看到了，要把春节得到的400元压岁钱给那个小女孩。没过几天，小男孩遇车祸死了，母亲悲痛欲绝。她看到那钱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就跟犯了病似的老是念叨着，要是早捐了这钱……她来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哭着捧出那钱，说是给孩子还愿来了。 　　解海龙的“希望工程”摄影展于1992年10月8日在北京和台北同时展出，都引起轰动。 　　北京的展厅设在民族文化宫。正厅没有地方，他的照片都被挂在过道上。结果人们都挤到过道上看这些照片。观众们不知怎么捐钱，把钱全放在地上。 　　一个中年男人眼睛哭得红红的，问解海龙：一个孩子念完小学大概要多少钱?当得知大约需200元钱，当即就拿出钱让解海龙转交基金会。此人叫栾思标，是华北油田职工。他是全国“1＋1助学行动”捐款的第一人。后来这种助学行动像山花一样开遍全国。 　　展览在台北、台中和高雄三地巡展，每个地方11天，一轮33天，展完一轮后，又轮一圈，66天。最后台北那儿不让走，又展了15天，一共81天。 　　展览在香港展出也引起轰动。香港各界共捐款7000万港元，占当时海内外全部捐款的三分之一。 　　 历史会记住他 　　解海龙总是背着相机在山里走，一年中走了12个省区的一百多所学校。他得了稿费，却又给了孩子。人们劝他，武训办义学还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你出了那么大的力，不要再给钱了。你结婚这么多年家里有什么?就有相机和胶卷。他说：我是情义中人，我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这句话。这其实是我们国家一个很小的困难。我们每个党员，每个企业家，每个有钱的单位都帮帮这些苦孩子，每年一百万失学儿童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他的几十张照片使许多人心有所动。照片摆在人民大会堂里，中央领导同志走近凝目不动了。照片走遍祖国内地和港台，神州大地掀起捐献潮。那张著名的农村小女孩睁着一双忧郁大眼睛的照片，立在无数条街道上，每天看着我们来去匆匆。 　　我与解海龙分手，望着他消失在夜色里。我想，等过了许多年，大概下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我们祖国真正成为世界大家庭中一个富足的成员，我们那些可敬的山村教师已经离世，昔日农民的孩子或者已经种了一辈子田，或者早已飞出山乡在其他的地方繁衍生息，他们仍会记得拌着泪水和欢笑的童年，仍会记得那风雨飘摇中的学校。 　　那一切，将宛如一张发黄的照片，在里面，那个拿着相机、背着行囊的人，风尘仆仆向他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