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性格决定命运。坚毅克服困难，似乎凭意志总能抵达目标。但，终于觉察自己成了老人，毕竟来日无多，任凭怎样拚搏也追不回青春，留不住时光，是再也无法挽救的哀伤了，人们观赏红叶，红叶，血色黄昏。 　　歧途的选择决定命运。1919年我诞生于宜兴农村，家庭贫困，逼我个人奋斗，去投考不花钱的学校，毕业后有职业保证的学校。这类学校都极难考上，我在考试中永远是优胜者，且名列前茅。先念省立无锡师范，后念浙江大学代办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电机科。17岁青年的感情似野马，一个偶然的机缘我接触到了国立杭州艺专，那个艺术的天国使我着迷了，苦恋了。一见钟情的婚姻往往潜伏着悲剧吧，但我心甘情愿，违背父母的劝阻，我转入了杭州艺专，从此沉浮于艺无涯的苦海中。这是人生第一次歧途的大抉择，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我非不知学艺者他日将贫穷落魄，但我属于我自己，自己糟蹋自己谁管得，只暗暗愿我的父母在没有见到我落魄前的满怀希望中逝世，我唯一的恐惧，就是我自己刺伤他们。读莫泊桑小说《牡蛎》，我似乎已经是漂泊在海轮上卖牡蛎的浪子了。 　　日本侵略，国土沦丧，我随杭州艺专内迁沅陵、昆明、重庆，开始艰苦的流亡教学历程。因家乡沦陷，音信阻隔，我们沦陷区的学生享受教育部的贷金，我靠贷金读完了艺专，毕业后被国立重庆大学聘任为建筑系助教。在沙坪坝这个文化区任助教很幸运，任教4年也就在中央大学文学院听了4年文史课，主要攻法文。日本投降后教育部在全国9大城市同时举行各学科的公费留学考试，我金榜挂名，争取到了留法公费。于是于1947年到达巴黎留学，实现了最美满的梦想，似乎前途无量了。 　　满腔热情投入法兰西的怀抱，成了艺术圣地巴黎的民，心想从此开始飞黄腾达，不再返回苦难落后的旧中国。我认真学习，探索古典的、现代的艺术精髓，确乎大开眼界，深受启迪。但，一个渐字，渐渐，我的内心在起着深刻的变化。我当时给在上海的吴大羽老师写过不少信，吐露衷曲。不意大羽师家在“文革”中被抄家，后发还的材料中还残存我的部分信件，今日读来更看清了当年的自己，不禁战栗。今录1949年初，即我到了巴黎一年半以后的信中章节： 　　“羽师，……在欧洲留学一年半以来，我考验了自己，照见了自己，往日的想法完全是糊涂的。在绘艺的学习上，因为自己的寡陋，总有意无意崇拜着西洋，今天，我对西洋现代美术的爱好与崇敬之心完全动摇了，我不愿以我的生命来选一朵花的职业，诚如我师所说，茶酒咖啡尝腻了，便继之以臭水毒药，何况茶酒咖啡尚非祖国人民当前之渴求。如果绘画再只是仅仅求一点视觉的清快，装点了一角室壁的空虚，它应该更千倍地被人轻视，因为园里的一枝绿树，盆里的一朵鲜花，都能给以同样的效果，它有什么伟大崇高的地方，何必糟蹋如许人力物力。我绝不是说要用绘画来作文学的注脚，一个事件的图解，但它应该能够，亲亲切切，一针一滴血，一鞭一条痕地深印当时当地人们的心底，令本来想掉眼泪而掉不下的人们掉下了眼泪，我总觉得只有鲁迅先生一人是在文字里做到了这功能，颜色和声音的传递感情，是否不及文字的简快易喻。 　　“十年，盲目地，我一步步追，一步步爬，找一个自己也不太清楚的目标。付出了多少艰苦，一个穷僻农村里的孩子，爬到了这个西洋寻求欢乐社会的中心地巴黎，到处看，听，一年半来，我知道这个社会，这个人群与我不相干，这些快活发亮的人面于我很隔膜，灯红酒绿的狂舞对我太生疏，我的心生活在真空里，阴雨于我无妨，因即使美丽的阳光照到我身上，我也感不到丝毫温暖。这里的所谓画人制造欢乐，花添到锦上，我一天比一天更不愿学这种快乐的伪造术了。为共同生活的人们不懂的语言，不是外国语便是死的语言，我不愿自己的工作与共同生活的人们漠不相关，祖国的苦难憔悴的人面部都伸在我的桌前，我的父母，师友，邻居，成千成万的同胞，都在睁着眼睛看我，我一想起自己在学习这类近变态性欲发泄的西洋现代艺术，便觉到无限的愧恨和罪恶感。我想一个中国人更爱一个皮匠，他不要今天这样的一个我，因他更懂得皮匠的工作，那与他发生关联。踏破铁鞋无觅处，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 　　及3年学习期满，在矛盾的心态中决定不再延长公费，返回解放后的新中国，这是第二次人生歧途的大抉择，影响着我今后的整个艺术生涯，毕竟今后选择的范畴将愈来愈缩小了。 　　1950年秋回到北京，我先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我将西方取来的经统统倒进课室里，让比我更年轻的学生们选取，他们感到新颖。但后来，文艺整风，我和我取来的经统统遭到批判，说是资产阶级的，是毒害青年，而在巴黎时我还以为我属于无产阶级。我一心想表现苦难中的父老乡亲，不习惯画程式化的工、农、兵形象，更画不了年画、连环画、招贴画。每作画，总被认为是丑化了工农兵，要我学了社会主义的艺术再来教课，到哪里去学社会主义艺术呢?大概是苏联吧，于是我被调出美术学院，到清华大学建筑系教素描、水彩，技法而已，离开了文艺思想斗争的漩涡。后来又调到北京艺术学院任教，归队文艺界，则正当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了。艺术学院8年是我教课最多的时期，其后院系调整，我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绘画基础课，见缝插针讲点形式美，似乎也是悄悄的。 　　面对具体作品，在审美观的争论中我绝不屈服。但对两个大前提是认同的，即“来源于生活”与“油画民族化”。不肯迁就庸俗的审美趣味，我下决心改行从事风景画，风景画当时不受重视，不提倡，甚至可说被瞧不起。甘于寂寞，我从此踏遍青山，在风景画中探索油画民族化的道路，这可说是第三次歧途的抉择，为苟全性命（艺术生命），走僻偏的孤独之路，通向艺术伊甸园的羊肠小道，但风景中似乎难于发挥在巴黎时所憧憬的艺术功能了。从此开始了我三四十年背着笨重的油画箱走江湖的艰苦生涯，往往被僻远乡村的老太太们认为是修雨伞或收购鸡蛋的。 　　我采用民族的构思、构图与西方的写实手法及形式美规律的结合，更着力于意境美，因此在每幅作品的创作中都须转移写生角度与地点，移花接木，移山倒海，运用各局部的真实感构建虚拟的整体效果，这与印象派的写生方式是背道而驰了。那封闭的岁月，在封闭中我探索只属于自己的路，这三四十年呵，像埋在土里，倒正是我土生土长的大好年华。我之甘于寂寞，不合时宜，还缘于早先看清了外面的世界，绕过了“孤陋寡闻”，也正由于自身的实践体会，令我衷心欢呼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的一句屡遭批判而至死不改的宣言：“造型艺术不讲形式，那是不务正业。”形式美的基本因素包涵着形、色与韵，我用东方的韵来吞西方的形与色，蛇吞象，有时感到吞不进去，便改用水墨媒体，这就是我7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作水墨的原由，迄今仍用油彩和墨彩轮番探索。油彩、墨彩，一把剪刀的两面锋刃，试裁新装，油画民族化与中国画的现代化，在我看来是同一实体的左右面貌。 　　作品是升华了的现实，她与现实的关系我曾比作风筝，风筝放得愈高愈好，但断不得线，这线，指的是作品与启示作品的现实母体之间的联系，亦即作者与人民大众之间的感情，千里姻缘一线牵。我遇到了严峻的考验。在国内、外的展出中，有人欣赏那线，凭着线，他们懂了，似乎这是欣赏美的向导。有人认为不需那多余的向导，自己欣赏更自在，就断掉那线。人民大众的欣赏水平确乎在不断提高，阳春白雪终将流行成下里巴人。自然而然，我那风筝的线在变细，更隐匿，或只凭遥控了，但仍没有断，永远不会断。如果说我先承白居易的情，则继后着意探李商隐之境了。 　　岁月匆匆，今耋矣，又见世事沧桑。为了躲避破四旧或烦人的批判，我曾将我的作品分藏亲友处，考虑到待我死后总会有后来的赶路人探寻我的足印作参考吧，那时这些生不逢辰的画图也许将成为“出土文物”。换了人间，不意图画忽有价，我的画价且大步上升，早已流出去的作品被炒来炒去，一度沸沸扬扬。有了身价，从此不得安宁，索画的、出卖友谊的、写匿名信来行凶的、别人为我的画作案入了狱的……不幸我自己也落入了官司的陷阱，就是那指鹿为马的“炮打司令部”荒诞案件，祥林嫂不愿再诉说阿毛的故事，有心人可查阅1994年3月号《新华文摘》，其中载有《黄金万两付官司》已说得明明白白。鹿死于角，獐死于麝，我将死于画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