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一对夫妇驱车外出，半道上，妻子问：“想停下来喝点什么吗?” 　　“不，谢谢。”丈夫道。于是他们继续驱车赶路。 　　结果呢?妻子——她是很想停下来喝点什么的——因自己的愿望没被重视而面有愠色。丈夫见妻子不高兴，还莫名其妙，觉得很扫兴。 　　她有话为什么不直说? 　　其实他没明白，妻子问他不是要他拍板决定，而是在与他商量。而妻子也没意识到，丈夫说“不”时，只是在表明他自己的意愿，并无任何强人之意。当夫妻交谈中因彼此的误解而产生抵触时，他们彼此不满，指责对方自私，不体谅人。 　　我曾详细考察过男女在谈话方式上的不同倾向和特点。诚然，不能把所有的男人和所有的女人都纳入某一固定不变的模式——因为个体的差异是相当大的。然而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夫妻生活中无意造成的误解，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男女谈话方式的差别有关。误区之一：保持地位与 　　　　　　 寻求支持 　　　　男人的世界里，谈话常常是较量——不是占上风就是要避免别人的摆布。而对于许多女人，谈话是为了寻求相互支持和相互确认。我第一次对这种差别有所察觉还是在我和丈夫两地生活的那些年里。每当人们对我说“那有多艰难，你怎么受得了”时，我把他们的话当作对我的同情接受下来。 　　可我丈夫对这种关心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我们都在大学供职，可以共享比别人更长的周末和假期。” 　　我当时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说这些。后来他告诉我，他觉得别人的话里隐含着这样的意思：你们的婚姻不是真正的婚姻；我与妻子在一起，我们可没有你们那种两地生活的烦恼。在丈夫向我指出这点以前，我丝毫也没意识到别人的话里可能隐含了某种“胜你一筹”的优越感。 　　现在我明白了，丈夫同许多男人一样，他们把世界看作一个大舞台，他们必须在那里占据和保持一个位置；而我，则和不少女人一样，世界在我们眼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关系网，我们寻求的是理解和认同。 　　误区之二：独立与亲密 　　女人希望彼此亲近，相互支持，她们努力维护这种亲密的关系。而男人在乎的是地位和威望，他们要求独立。这些差异常常导致男女双方在同一事件上做出完全不同的反映。 　　乔希一位高中时的同学出差来到他居住的城市，给他打来电话，乔希高兴地邀请老同学周*~1@182 　　　　1914年8月2日，哲学家罗素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院子里碰到经济学家凯恩斯。罗素很想谈谈万一战争爆发该怎么应变的问题，可是，凯恩斯急着赶往伦敦英国财政部去，不能跟他多谈。局势紧张，人人恐慌，银行一宣布什么特别措施，局面会更乱。凯恩斯希望借到一部摩托车赶到伦敦去。罗素说，剑桥不是有火车开到伦敦去吗?“赶不及了!”凯恩斯心里着急，掉头跑去找住在附近的一位亲戚。那位亲戚不但有一部摩托车，还答应马上载他到伦敦去。摩托车开得很快，这位在剑桥教经济学、主编经济杂志的经济学家不久就到财政部了。 　　过了几天，战火就蔓延开来。财政部长看到凯恩斯呈上去的那份硬币支付问题备忘录之后问：“凯恩斯是什么人?”旁边的人告诉他说，凯恩斯在剑桥教书，懂得不少经济学。部长说：“为什么要找外人来出主意?”可是，财政部长还是细读了那份备忘录，并且吸收了其中不少养分，坚决反对中止硬币支付政策。“大部分的钱应该拨出去支付工资，不然工人要失业。”凯恩斯当时给母亲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一套影响深远的经济理论已经在慢慢建立起来了。英国参战的两三天后，凯恩斯和罗素等几位反战的朋友见面聊天，凯恩斯说：“银行太胆小了，毫无主张，毫无领导魄力。”他谈到金本位问题的时候说：“黄金的地位应该只能像宪制君主的地位才对，这样才能翻开新的一页历史。”凯恩斯后来终于正式给延揽到财政部去。 　　财政部的工作比教书、编杂志繁重，凯恩斯只好趁周末到娃妮莎的庄园去调剂一下身心。他通常是星期五晚上到，手上提着一大包财政部文件上楼，一直关在房间里到隔天大家吃中饭才下楼。这个时候，他房里的字纸篓早就堆满一大堆他处理过的文件。伦敦郊区午后的阳光分外明媚，凯恩斯最喜欢跑出去清除门前小路上的杂草。他不像别人那样铲草不除根；他总是跪在一小块草席上，用一把小折刀根除每一根莠草。这种做法当然很费时间，可是，凯恩斯每一次来都要做。不久，一两米长的砂砾小路果然变得又干净又悦目了。 　　他是一个最会把理论化为实践的人。砂砾小路不应该长满杂草是他的理论；用小折刀根除每一根莠草是实践。没有杂草的小路的确比长满杂草的小路像样。当时有一位政府高官说：“凯恩斯是艺术家，加几分天才。”艺术家的心要细，细得“愿意借钱给一个走投无路的朋友去买毒药自杀”；天才的眼睛要敏锐，敏锐得可以冲口说出“爱因斯坦的相貌是莎士比亚的额头配上查 理·卓别林的脸”。凯恩斯还有一双“柔滑的手，手指修长灵巧”，而且一辈子最喜欢注意人家的手。因此，1919年初，凯恩斯以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的身份到巴黎出席和平会议，给了他一个机会在谈判桌上仔细观察那些政要的手。法国总理克列门梭好像早知道凯恩斯的眼睛不会放过别人的手，故意戴上黑色皮手套，终席不脱，凯恩斯只得转而观察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手。总统的手“相当干练，相当有力”，可是“总嫌迟钝，使不出什么技巧”。几年后，凯恩斯到白宫觐见罗斯福总统，认为罗斯福的手“也相当稳健，但不聪明，没有手段”；他还注意到总统的手指甲“又短又圆，十足生意人的手指”。 　　出去当谈判代表的人最好都有一双生意人的手，凯恩斯的手跟罗素、史特拉齐的手一样“修长灵巧”——是剑桥的手。他又很喜欢把手藏到另一只手的衣袖里去，教人想到剑桥人潜意识里出世而不是入世的精神。剑桥那些反战朋友当然不赞成他到财政部做事；这些人的政治观点大体上是对的，只是他们看不见当时的政治暗流，不知道政府的用意。凯恩斯既看见也知道，可是朋友们谈得很激烈的时候，他根本不能大声阻止他们说：“事情并不是这样。事实是……”因为事实是保密的。他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自己生存的社会负责。社会处在紧急关头之际，每个人都有义务做点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只是他的做法永远是温和的、讲理的。到了后来他看到和平会议拟出来的条约违反他的脾性、凌辱他坚信的恕道、伤害他的专业知识的时候，他客客气气呈上辞职信，回到宁静的剑桥去，回到书房去，跟他的藏书和藏画在一起，带着同样真诚的心愿，用他的手写下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点没有后悔1914年8月2日在剑桥找摩托车赶到财政部去的那一段旅程。 　　谈判、开会乃至所有事情的结局都不可能让每个人都满意，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手。前头是什么景色固然要关心；后头的退路是杂草丛生的小路还是又干净又悦目的砂砾小路也很重要。每个人都有权写辞职信给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