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弱女子的肩上挑着三副重担 　　她，瘦削，戴着银丝眼镜，一头直梳短发，一件灰白相间的上衣。“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这么自我评价。 　　文弱、质朴、个性刚强的她，并没有桀骜锋利的外表。过度的劳累，使她的脸色变得苍白。 　　她的肩上压着三副重担——教学，写作，生活。 　　她是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她要备课、讲课； 　　她是作家，她写了一部又一部长篇小说； 　　她是单身女子，事无巨细全得亲自动手。 　　只有壮实的体魄，才能承受如此沉重的负荷。不料，一场肝炎，使她虚弱的身体更为虚弱。后来，她终于走出肝炎的阴影，然而她的体质仍是孱弱的。 　　她却外弱内刚。她以超乎常人的毅力，挑着那三副沉重的担子日夜兼程。 　　在上海知识界，她是个不多见的“女烟民”。她坐在临窗的书桌前，不断地吞云吐雾，跟我聊着。她的烟瘾颇重。这一小小的生活细节，反映出她在非常压抑的重负下生活，借助于浓辣的烟味 ，给自己的精神注射奋搏的刺激剂。 　　和闻捷在苦难中相恋 　　“思往事，惜流芳，易成伤。”戴厚英一腔深情，谈起了与闻捷相识成朋友、相爱成恋人的过程。她的话，常常因悲戚而停顿。只有她的原话，才是最准确的叙述，才是她心中的闻捷形象的最精确的显影。 　　戴厚英对笔者如是说： 　　“他入党那年，我刚刚生下来——我们整整相差15岁。过去，我们不认识。 　　“1961年，他调到上海作协，但是长年累月在苏北农村深入生活。我虽然也在上海作协，但很少见到他。1964年，他调到《海港》剧组工作，有时开会遇见他，但是没有任何交往。 　　“1968年，他被撵出‘样板戏，剧组——《海港》组，到本单位接受群众审查、批判，我才认识他。 　　“对闻捷审查了一个多月，没有查出什么问题。不久闻捷被隔离，关押在上海少年管教所（当时用来关押运动中的审查对象）。 　　“没多久，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闻捷的妻子杜芳梅受迫害自杀了! 　　“当时，闻捷并不知道妻子的惨死。作协领导又派我和另一位同志上少年管教所，把杜芳梅的死讯告诉他。他悲痛极了。” 　　那一段时间，她对闻捷开始有所了解，但只是工作上的接触而已。 　　“1969年，‘一号通令’下达。我们被赶到上海郊区奉贤县的‘文化系统五·七干校’。闻捷也放出来了。我们在一起劳动，接触渐渐多起来了。 　　“他给我的印象是，虽然46岁的人了，性格却像个孩子。他对一切人信任。他很少说哪一个人坏。 　　“他非常爱自己的妻子，爱得那么深。在我的面前，他从不掩饰自己对妻子的深切怀念。 　　“随着我们感情的加深，他更是经常谈到死去的妻子。这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他非常天真、纯洁，从不会伪装自己。他毫无顾忌地在自己以后的恋人面前谈到对过去的妻子的怀念。他是这样做的。他这样做，并没有使我对他感到不满，反而使我更加理解他是怎么爱的。 　　“1970年9月，当我们的感情不断加深时，我对他说，我要读完他的全部作品，才能正式决定我们的关系。 　　“我一气读了几天。我被他的诗所征服。我觉得，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他是一个不可代替的人。在他的同辈诗人之中，贺敬之、李季、郭小川等各有特色，而闻捷的诗，具有自己的特点，是别人所不能替代的。他的诗，洋溢着孩子般的对生活纯真的爱! 　　“诗如其人。人如其诗。我爱其诗。我爱其人。 　　“我们在苦难中相恋了。”在诗人的血泊中站起来的作家 　　那是在特殊时期以特殊方式进行的恋爱。 　　戴厚英回忆说： 　　“在干校，两个星期有半天整理内务的时间，成了我们快乐的节日。我们跑到七八里路以外的海边去，拾黄泥螺，泥水湿了裤腿。或者跑到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去，穿着破破烂烂、满是补丁的‘干校服’，喝一碗豆腐汤，便高兴得不得了。 　　“在那样的时候，很多人都受压抑，内心非常痛苦。有的人自己得不到幸福，也不许别人得到幸福。 　　“有人打小报告。张春桥在一份白头简报上，作了‘批示’。于是，大祸临头了! 　　“那是一个非常时期。我和闻捷的恋爱，实际上是寻求非常的支持和安慰。而这样的恋爱，需要有非常的勇气。我当时才33岁。我不是具备非常勇气的女性。但是，也正因为那一次受那么大的刺激以后，使我具有一点比常人更大的勇气。所以，我以为所有的强者都是弱者变的。看出了软弱是没有用处的，看出了妥协和退让是没有用处的，慢慢地就会坚强起来。 　　“闻捷死了——他是在家里自杀的!他才48岁! 　　“我病倒了，躺在床上起不来。我当时住在作协食堂楼中的一个小房间里，开着窗。会议厅里的‘声讨会’，听得清清楚楚。一位女友——一个很老实的女人，在我的床前，整整守候了7天7夜!我不停地抽烟，一天能抽两包烟。我不断地讲，不断地抽烟，不断地想，不断地哭…… 　　“我没有死。因为我从闻捷的死看出，死是没有用的。我把痛苦埋在心中…… 　　“我非常怀念闻捷。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遇见过第二个像他这样的人……” 　　长时间的静穆。她又点燃了一根香烟，大口大口地抽着。 　　戴厚英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她与闻捷恋爱时的所有来往信件，在闻捷死去时，全被查抄而去，至今下落不明。 　　戴厚英很想得到这批珍贵的信件，以作那场刻骨铭心的恋爱的永久的纪念。 　　孤寂的作家生涯 　　1960年，戴厚英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在上海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理论研究。她怎么会开始写长篇小说《诗人之死》的呢?我向她提出这一问题。 　　戴厚英回答道： 　　“那是在1978年，我的一位女朋友研究闻捷作品，要我写关于闻捷的回忆。我就写信给她，信中写了关于闻捷的回忆。信是写在练习簿上的。前后写了7封信，用掉了三四本练习簿。 　　“写了那些长信之后，意犹未尽，我就想以小说形式写闻捷之死。就这样，写出了《诗人之死》。我从研究文学理论，转向文学创作。” 　　从1979年起，她调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后来，又调往上海大学中文系任教。于是，从事小说创作成了她的教余爱好。 　　《诗人之死》几经周折之后终于付梓。这部作品是戴厚英对她心中积蓄太久太重的创痛的一种倾诉，是“抚着伤口的痛哭”。继《诗人之死》后，她又创作了《人啊，人!》，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这部作品在研究人、剖析人、表现人方面，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从1978年算起，到戴厚英突离人世，她走过了18年的文学创作之路。 　　在这18年中，体弱多病的她，在担负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写了这样多的作品，是很不容易的。她是很努力的。 　　如果不是厄运从天而降，她会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戴厚英的作品，往往取材于自身的经历。也就是说，她属于“写自我”一类的作家。她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生活三部曲”中，其实写的就是她自己的生活。她能够这样写下去，不能不说，她坎坷的经历给她提供了丰富的生活，生活中的磨难，竟成了她创作的源泉。 　　在讲坛上，她则滔滔不绝。她的讲课，很受学生欢迎。在上海大学，她开的选修课，听课学生极多，往往挤得走道上都坐满学生。 　　她是一位“平民作家”、“百姓作家”。她自己是平民，写百姓，写家乡，她对百姓的苦难寄托了深深的同情。 　　正因为这样，她在课堂上受学生欢迎，她的作品在社会上受百姓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