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这是一场传统方式的较量。一方是我——下村孜，我是圣地亚哥高级计算中心的研究人员、计算机安全系统的专家，同事们都说我具有“武士”精神。另一方是一个声名狼藉的电脑流氓，曾多次被指控从政府、公司及大学的计算机系统中窃取情报，警方已经追捕他两年多了。下面是我与这家伙较量的经过。 　　1994年圣诞节过后的一天，我正驱车前往大欧湖准备去滑冰。突然，车内的电话铃响了，是我的助手安德鲁·格罗斯。“能在附近找个电话亭说话吗?”他问。经验告诉我，他是怕别人通过收音机窃听。“很不方便，”我只好回答，“请告诉我大概发生了什么事情。”“哦……”他支吾了一下，“你的文件少了好多。”我当时的感觉就像被人掏去钱包一般，或许更糟。他的意思是说，有人通过电脑联网闯进了我的个人计算机。我立刻打消了去滑冰的念头，调头往回开。 　　回到圣地亚哥，我查看了计算机内的文件。很多内容被人复制了。我和安德鲁花了几天的时间估计损失。我们给计算机输入程序，查找窃贼留下的蛛丝马迹，想从中找出线索。我们发现，他成功地骗过了我的计算机，堂而皇之地成为入网户成员。以前我只知道这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但从未见过谁真能将之付诸实践。我的对手可真不简单啊! 　　这时，我查看了一下留言，有一个伪装出来的澳洲口音的男声说：“你这该死的!我的技术是最棒的!知道我是谁吗?我和我的同伴儿会宰了你。”然后是另一个声音，但很可能是同一个人伪装的：“咳，头儿，你的功夫好棒啊!”“没错，”第一个声音说，“我是最棒的!”很明显，这是冲我来的，有人在向我挑战!我把这些留言储存了起来。 　　想想看，一个窃贼成功地进入了我的电脑联网。这太可怕了!他将使进入环球联网的政府部门和商业部门，大学及家庭的电脑像羔羊一样任其宰割! 　　被偷的数据没有一点下落，直到几个星期后，我接到一个名叫布鲁斯·柯布尔的人的电话。他是韦尔电脑网络的用户。他收到从韦尔公司发来的通知，让他移走大量的数据，因为这些数据占用了存储库的太多空间。这使柯布尔大吃一惊，因为这批数据早已被封存起来。当他查找时才发现，它们已被人盗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陌生的文件——全是我的被盗的文件。 　　窃贼不但把我的文件藏进韦尔公司的电脑网络，还把从摩托罗拉、苹果电脑及其他电脑公司偷来的信息存了进去。 　　讥讽的声音不断从电脑中传来。一次，他用一种近似于哀号的声音说：“你的安全防卫措施已经一败涂地了。”还有一次的留言十分可怕，没有说话的声音，只有一种类似恐怖电影中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音乐。 　　为了诱使盗贼作出反应以找到他的踪迹，我把两条电话留言输进联网的数字文件中，这样做同时便于信息重复播放。我又通知了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电脑犯罪特别部的莱沃德·伯恩让我把窃贼的话记录下来。我们还在韦尔公司建立了一个跟踪监测系统，当窃贼行动时，我们可以得到警报，这样，我们就有可能跟踪记录下他的行动。最重要的是不露声色，以免打草惊蛇。 　　跟踪终于有了线索，我们发现罪犯打开了约翰·马克夫的E~mail文件。马克夫是纽约《时代》周刊的记者。窃贼正在找有字母“itni”的卷宗。看得出来，他很谨慎，但对我来说，他完全暴露了。马克夫在1994年为《时代》写过一篇专访，揭露了一个叫凯文·米特尼克的电脑流氓的罪行。马克夫同时与人合作出过一本叫《Cyberpunk》的书，写的也是米特尼克与其他电脑流氓。很显然，窃贼要从马克夫的E~mail中找出有关米特尼克的情况。除了米特尼克自己，谁还会对此有这么大兴趣? 　　接着我又收到了窃贼的留言，这是我把上一则留言存入网络后的盼望已久的回音。“嘿，我的有本事的徒弟，”这次他开始用亚洲口音，“我看到你把我的声音入网了，难道你还不知道我才是最棒的吗?你真让我失望，我的孩子。”他开始上钩了!通过与他的联系，我们就能确定出他的位置。 　　窃贼把我的文件藏到韦尔公司，从这点入手，我们发现他通过NETCOM有线通讯服务公司干了不少坏事。其中之一是他获取了两万个NETCOM信用卡拥有者的个人信息。我们与该公司共同合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监视。 　　整整两天，我们泡在NETCOM公司，设计追踪窃贼的程序。只有他歇手的时候，我们才有功夫吃点东西，稍事休息，然后又马上回到计算机前，等着抓住他发出的每个信息。 　　一天后，我们发现窃贼通过联网与以色列的同伙联系。屏幕上打出：“我的那个是个日本孩子。”好像是在指我。过一会儿又打出：“我上《时代》第一页的原因是马克夫。” 　　就是他!这下我确信了这个电脑窃贼就是凯文·米特尼克! 　　他和我有着极相同的地方，那就是从儿童时代起就对计算机产生的狂热。 　　我的父母都是日本人。我生长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从我会走路那天起，父母就鼓励我要好奇地对待一切事物，然后通过实验来给自己找到答案。 　　一次吃饭时，我把一块蘑菇掉在了地上，当我捡起来要吃掉它时，我父亲说：“那块蘑菇很脏。”“我没看到它有多脏。”我反驳道。于是，父亲开车带我到他的实验室，在显微镜下观察那块脏了的蘑菇。 　　10岁时，我加入了普林斯顿计算机俱乐部，从此与计算机结下了不解之缘。很小，我就是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房的常客。14岁时，我开始为该大学天文系编写技术程序。中学毕业后，我在加州潘萨但那工业学院学习高级计算机程序。19岁时，没等拿到学位，我就开始在新墨西哥州的罗斯·阿拉默斯国立实验室工作。 　　凯文·米特尼克却被电脑“黑暗”的一面所诱惑。他生性孤僻，由一个离异的母亲抚养长大。他参加了一个地下组织，按他们自己的说法是“电话骚扰者”。通常，他们搞恶作剧。比如在私人电话系统上做手脚，以至每当用户拿起听筒时，就会被一个录音告知需交纳10美分的费用。 　　米特尼克第一次犯法是1981年，那年他才17岁。被捕的原因是盗窃了洛杉矶太平洋贝尔交换中心的计算机手册。当时判了缓刑。一年后，他又被指控侵入南加州大学的计算机网络。他并没有就此罢手，他总想证明他可以破坏任何计算机系统。 　　1988年，米特尼克侵入数字设备公司的计算机系统，获得了他们的机密信息，并拆除了一个昂贵的保护程序。他被指控盗窃数字软件。该公司估计出的损失是数十万美元，这是由于他的非法侵入造成的。1989年8月，他被判入狱一年。 　　1993年9月，加州警察局又对他签发了逮捕令。因为他窃听了MV汽车公司加州分部的电话，想找出确切的代码，为获取机密信息作准备。一个职员发现有人正非法使用代码，便通知了该部的调查人员。他们跟踪到一个电子城的拷贝商店，但被米特尼克发现了。他因此潜逃至今。 　　我们继续通过NETCOM公司追踪米特尼克的行动。该公司当时已在51个城市设有电话网络。我希望窃贼能使用当地的NETCOM号码作案，这样我们就能找到他。 　　1995年2月12日晚上，我们正在NETCOM的“战场”上吃着比萨饼，眼睛不停地盯着监视器，忽然，计算机显示出米特尼克出动了。他正在使用移动电话，占用NETCOM在罗利市的线路。我们缩小搜捕范围，发现电话打自该城东北市郊。我想，在这场较量中我又进了一步。 　　第二天凌晨2点，我飞到罗利市。我开着监视车，在街上转悠。与我一起来的还有马克夫同一个电话公司的工程师。我手里拿着天线（那东西看起来就像激光炮），膝上放着电子仪器，吱吱作响地发射电波信号，测量我们与“猎物”之间的距离。不一会儿，我们就发现他正在一个叫“玩家俱乐部”的公寓里。 　　当监视车驶过公寓的停车场时，我不断调整天线位置。数字显示告诉我，我们已越来越接近猎物。看到跳跃的数字，我敢说我们几乎已经战胜了他。看!二楼的一个窗口正亮着灯，米特尼克也许正蹲伏在一台电脑旁，忙着输入指令，收取信息。 　　现在我离他可真近啊!我忽然对这一切产生了怀疑。要是他看见一辆大货车正在街上缓缓行驶，认出车厢内有个天线，他会有何反应?会逃跑?或许更糟?他是一个人吗?他有枪吗?想到这些，我们终于驱车离去。 　　我把消息通知了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律师事务所。几天内，他们便有了逮捕米特尼克的证据。我们回到“玩家俱乐部”公寓外等待他们的行动。这是一个寒冷的夜晚。 　　十分钟之后，联邦调查局的莱沃德·波恩出来了。“我们逮着他了。”波恩告诉我们。当他们冲进公寓时，米特尼克正试图将几张纸锁进公文箱——无耻而徒劳的举动。 　　我到过法庭，听了对米特尼克的审讯。他走了进来，高高的个子，戴一副金边儿眼镜，头发披到肩上，戴着手铐和脚镣。半路上，他看见了我，停了下来，本来毫无表情的脸上，眼睛忽然瞪大了：“你就是下村!” 　　听讯完毕，当他快走出法庭时，他转身对我说：“下村，我欣赏你的本事。” 　　我盯着他，只点了点头。似乎没必要再说什么。游戏结束了，他消失了。 　　面对二十三条指控，凯文·米特尼克只承认他盗用了电话号码。还有其他的指控没有通过，米特尼克同意把他的案子移交给加州法院，那将不会再对他缓刑，或许指控会更加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