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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炽忆当年，引出新故事 　　听说《东方红》正式首演是刘炽指挥的。有一天我问这首歌的来历，刘炽说：“说来话长，那是60年前。”“您15岁，从家跑出来当红军?”“对!我在红军剧社当小演员。说起我到红军剧社，还有段故事。1936年冬，我在陕西云阳镇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伍修权给我戴的红军帽。1937年初，我到延安，被分到红军大学，后改为抗日军政大学。当时红军刚从保安开进延安城，生活条件艰苦。我们上课，就在广场土台上支张桌子当讲台，学员坐土砖上，膝盖上垫个纸板当课桌。教员都是一流的，毛泽东讲辩证唯物论，朱德讲游击战争。 　　“我个儿矮，总坐前面。有一次毛主席上课，辩证呀、唯物呀、黑格尔、费尔巴哈呀，又满口湖南话，我哪懂呀?听着听着瞌睡了，竟打起了呼噜。大队长急坏了，立刻让值班排长戳我。值班排长跑到前面，正要伸手，被毛主席打断：‘别戳，这个小鬼昨晚没睡好，让他睡好了。’听课的学员哈哈大笑，我惊醒了，揉着眼睛，见主席正冲我乐呢。下课后，主席托着我下巴说：‘小鬼，睡得香吧?以后晚上别调皮，好好睡觉，再上课可不许打瞌睡喽。’ 　　“回到大队部，大队长聂鹤亭训我：‘你个小鬼，毛主席上课，你敢在他眼皮底下打呼噜，可把大队的脸丢尽了。’他叹了口气，摸着我的头：‘这么大点儿的孩子，成天跟大人听课，真难为你。这样吧，你还是到剧团唱歌跳舞吧。’” 　　“这正合你意，打小你就能拉爱唱。”我说。 　　“我们剧团有几个老民间艺人。一个叫方宪章的，以前一直在黄河两岸卖艺，肚里装了很多山西民歌，拳脚也可以，他教了我很多民歌，其中有一首晋西北民歌《芝麻油》。”说着，刘炽唱了起来：“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这不是情歌小调吗?” 　　“正是。我们传唱的很多民歌甚至艺术歌曲都源于民间小调。1938年，安波等按这个小调填上了新词，取名《骑白马》：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我顾不上。” 　　“跟《芝麻油》对上了，上女下男。”我说。 　　“但它有了抗日内容，很快在陕甘宁边区流行，一直唱到内地。” 　　“再以后就是李有源编了新词《东方红》。”我插话，“记得我上小学时，有一课专讲李有源早晨见日出有感创作了这首伟大的颂歌。” 　　“你别急，听我慢慢讲。1944年，我们鲁艺大秧歌队在绥德演出。在《拥军花鼓》、《兄妹开荒》等剧目后，我们又想写一部反映移民题材的戏，定名为《下南路》。” 　　“移民?类似三峡的移民?” 　　“两回事。当时陕甘宁边区，从绥德北部到葭县、吴堡、无定河一带，人多地少，人均不到半亩地。而延安以南的三湾：南泥湾、豹子湾、金盆湾一带却荒着，急待开垦。王震率三五九旅首当其冲。但部队人力有限，于是边区政府动员北部困难户到南边去。” 　　“这跟《东方红》有什么关系?” 　　“我们全体创作人员下去体验生活。一天我们要到葭县、吴堡一带慰问一旅的将士。当晚住在乌龙堡的一个骡马大车店里，听说有两个移民模范也在镇上，就请他俩谈有关移民的情况。这就是李增正、李有源叔侄。 　　“我们在炕上聊上了。有王大化、张平、马可、贺敬之、张水华、于蓝、张鲁、关鹤童、姜应宗、王岚和我。聊到开心处，李有源说他们为宣传移民编了个歌。听说有新歌，我来神了，拿出笔和纸，准备记谱。李家叔侄扯开嗓门就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 　　“听到这，我放下笔，这不是《芝麻油》的调吗?下面的词是：②山川秀，／天地平／毛主席领导陕甘宁／迎接移民开山林／咱们边区满地红。／③三山低／五岳高／毛主席治国有勋劳／边区办得呱呱叫／老百姓颂唐尧。④边区红／边区红／边区地方没穷人／有了穷人就移民／挖断穷根翻了身。／⑤移民好／移民好／移民工作闹开了／葭县出来延安跑／移民变工把山掏。⑥葭县移民走延安／一定要开南劳山／不过几年你来看／尽是一片米粮川。⑦吴满有／马丕恩／高克兰来郭凤英／男耕女织是模范／咱们和他争英雄。⑧咱老乡／仔细听／移民开荒真光荣／各州府县来欢迎／送了好多慰问品。⑨移民开荒真光荣／走到延安开山林／打下粮食兑回来／有吃有穿好光景。” 　　“《移民歌》这么长呀?” 　　“这才九段，还有人往下编过其它内容。我们秧歌队在《下南路》中用了他们的《移民歌》。有一次，我到葭县中学给学生合唱队辅导，我教他们唱‘东方红，太阳升’。他们的音乐老师说，这歌他们早唱过，是他家附近一小学语文老师李锦绮编写的，共四段。县宣传部长嫌重复，去掉一段，还剩三段，第一段和我唱的一模一样。” 　　我吃惊不小：“这么说李锦绮先于李有源写的这词?或说李有源听了这词后编的移民歌?” 　　刘炽说：“是这样。” 　　《东方红》是集体创作的结晶 　　“那怎见得不是李锦绮和李有源不约而同写了这首词，或李有源在先，或你的记忆有误呢?” 　　“据《延安文学》副主编白玉奇调查，先于李有源的《移民歌》就有不少人传唱《东方红》的词，并知道作者是一位小学语文老师，这和我的记忆相吻合。” 　　“那原作者没说过话吗?” 　　“‘文革’后，李锦绮因说《东方红》是他写的而挨整，他不服，还到北京上访过。” 　　“现在唱的：‘毛主席爱人民’、‘共产党像太阳’也是李锦绮写的吗?” 　　“不，是公木。” 　　“跟你合作《英雄儿女》的词作者?” 　　“是的，他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词作者。我们秧歌队回到延安后，觉得这第一段词上口，内容又歌颂领袖，就是太短了，想请公木续上两段关于共产党、八路军的词。没等公木写出来，日本鬼子投降，抗日战争结束了。 　　“1945年9月，延安组织了挺进东北干部团，鲁艺组织了一个文艺干部队，编为八中队。我和公木都是八中队的文艺干部。我们从延安出发，一路步行，横跨五省。行军途中，《移民歌》第一段大家反复唱，又顺嘴续上和行军胜利有关的新词，但都随唱随丢，没传下来。 　　“同年11月我们到达沈阳，因演出需要，又请公木执笔，有王大化、高阳、田方、雷加、严文井和我，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续写了三段新词。第一段仍保留《移民歌》原词，仅将‘谋生存’改为‘谋幸福’。第四段是东北民主联军的内容，后来拿掉不唱了。” 　　刘炽找来公木的一些资料让我看，我翻看公木给艾克恩的一封信，信上说： 　　“《东方红》本是陕北民歌。它的产生和流传，多有歧说，难定论。我只说我参与和知道的情况。《移民歌》是1944年2月编出的，我们采集是在1944年冬天。1944年冬我与鲁艺戏音系孟波、于蓝、唐荣枚、刘炽四位同志合为一组到绥德地区采风，闹秧歌。在绥德停留了几天，便兵分两路，我与刘炽去子洲县十里盐湾，孟波、于蓝、唐荣枚赴葭县黄河边上。过了一个月，又在绥德汇合。这时孟波等同志采录的民歌中有《移民歌》，共九段。”看到这，我疑问：“刘老师，这和你的回忆有误，以哪个为准?”刘炽说：“李有源叔侄那次唱公木不在场。” 　　我接着看公木的信：“直到抗战胜利，在延安及整个边区，还没有以《东方红》为标题的歌曲。偶然传唱的，就是《移民歌》，传唱得也不广。我们的《陕北民歌选》编成于1945年夏秋间，其中就不见有《东方红》的曲调。”　　《东方红》从东北文艺工作团开始唱红 　　“《东方红》传唱起来，就我所知，是从东北文艺工作团开始的。1945年9月2日从延安出发，六七十人作为赴东北干部大队的一个连，一路上说说笑笑，歌声不断。除了唱些现代歌曲，也经常即兴编唱顺口溜、信天游。在这中间，有人唱完《移民歌》第一段以后，又乘兴自编一些新词接唱下去，歌声随风飘散，没有留意记录。我于1945年9月行军途中，曾写过一首短诗《出发》，共有37行。开头两句便是‘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而最后结尾则是：‘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这说明，这一段歌词，在东北文艺工作团行军途中就编出来了。当时倒并未意识到这将成为《东方红》的一个唱段，但肯定是在唱《移民歌》时顺势联唱下来的。不必说是我的创作，更多的可能是听了大家这么唱，我才这样写出来的。到了沈阳已是10月底，要登台演出，这才想把《移民歌》改写成一支可供演唱的歌曲。参加这次编写的有刘炽、王大化、高阳、田方、雷加、严文井，我只是执笔记录。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凑合成了四段。除第四段，大都是在行军路上大家唱过的，我们只是又加以修整。编好以后，由我编曲，略加准备当晚就登台演唱，连根本不会唱歌的一些同志也跟着上台充数，摆摆阵势。这次演出，报幕就是《东方红》——陕北民歌。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东方红》这个名字。那是1945年11月间。 　　“东北文工团在沈阳编整的《东方红》共四段：第一段即《移民歌》的第一段，只把‘谋生存’改成了‘谋幸福’。第二段大体是：‘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第三段，印象最深，当时写定如下：‘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达哪达亮，哪达有了共产党，哪达人民得解放。’在编写这段歌词时，是有意识把‘哪里’改成‘哪达’，忘记是由谁提出的，用意是显出陕北民歌的地方特色，有土味儿。第四段词是：‘共产党，老百姓，民主联军子弟兵。军民合作心连心，保家卫国享和平。’以上四段歌词，首次用《东方红》标题，由我编曲，在‘骑白马’调的基础上，略有加工，仍不失为陕北民歌。由沈阳传唱到全东北，传唱到关里，甚至返流到延安，到边区。在传唱过程中，淘汰了第四段。建国初期，《东方红》作为陕北民歌，正式刊载于《中国人民画报》上。” 　　刘炽接着说：“我首次指挥唱《东方红》，根本没想到它会传唱下去，而且还会以《东方红》为名编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特别是在‘文革’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后来任何活动中《东方红》与《国际歌》一起唱，刚唱完‘他是人民大救星’，接着又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心想：这不是矛盾吗?但那年代，谁敢吭声?” 　　我说：“如今我才明白，《东方红》从民间小调衍变成庄严颂歌，毛泽东从普通人走向巨人。” 　　刘炽说：“1942年春，毛主席来鲁艺作报告，报告结束，我去吃饭，在教务处窑洞前又碰到主席。我向毛主席敬了个礼，他说：‘是人民剧社的小刘炽吧?’‘是，主席。’‘可长大喽。小刘炽找着爱人没有哇?’‘还没呢。’‘还没找着老婆?不要那样懒惰嘛，哈哈哈……’我不好意思地小声说：‘我一定不懒惰，听主席的话，抓紧找。’周围的人听着都开心地乐了。那个年代真让人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