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说起教育，我的起点很难再低了。不但谈不上什么家学，小时除了木台上供的几本蒙文家谱，就是一本翻得稀烂的皇历。从家境来说，小学毕业都很勉强。 　　我在小说里咒诅过我早年上的学校。人到老年，心态平衡了，又不能不感激我早年生活另外的一面：工读。由于这种办法，才使我这孤儿把中小学对付下来，尽管由于带头闹学潮，高中没毕业就被迫请了长假，可后来还是混进了大学。回想起来，不能不感谢早年的工读。 　　四十年代当我披着黑袍在只有世家子弟才进得去的剑桥大学徜徉时，我忽然记起我那孤苦的童年时代，恍如做了一场梦，东跑西混就进了这十五世纪的皇家学院。那时以及以后，我经常提醒自己的是：千万不要忘本。 　　我很幸运，在国内外都进过最高学府。然而我的底子差，教育受得也不完整。 　　我是从私塾读起的。那是一间又黑又潮湿的大屋子，是尼姑庵的一间堆房。我们十几个孩子（当然都是男的）成天扯了喉咙喊“子曰”。教学法是干背，到时背不上就打。老师仰坐在一把快散架的太师椅上，成天“吧哒”他那根兼做刑具的老长老长的烟袋锅儿。不讲解，不训导。从早到晚就那么“喊”书。只要喊声不断，师生就相安无事。声音一断，或者小了下来，他就找岔儿打板子。 　　老师还有个职务——或权柄：他掌管一块木牌，为了限制学生出恭，每次凭牌只放一名。于是，我们就不约而同地跑起接力：一个孩子刚回来，另一个准立刻接上去。 　　其实，揣上木牌我们并不奔向那作为厕所的空地，而是借机闲散一下，在尼姑庵里到处。有时去前殿偷看尼姑焚香念经，有时在草丛里捉起蛐蛐。反正干什么都比关在那大黑屋子里开心。 　　我真正的小学教育是从长老会办的崇实小学开始的。由于我上过私塾，所以一进去就插进三年级。 　　这所小学设在大小三条衔接的横胡同里，是一长排教室。关于这所小学，我的记忆模糊了，可我至今还记得学校斜对门有一排红砖洋式平房，前面还砌着一道花砖墙。冬天下学时，临街的那间长屋里灯光灿烂。大概是间书房，沿墙都是书架，时而还可看到一位戴眼镜的先生在翻阅架上的书。真巧，四十年代后期我遇到了那位主人——社会学家陶孟和先生。我告诉他二十年代初，他那间书房的灯光曾指引过我的生活道路：我一生就盼着自己也有间书房。这憧憬今天总算变为现实了。 　　尤其难忘的是崇实用工读办法让穷孩子也能上学。那里设有地毯房、小型印刷厂和羊奶房。我干过地毯：从绕线、织杂毛或粗牛毛毯直到织上羊毛地毯。我是在刚织上土耳其凸花活时被调去送羊奶的。 　　我写过那阵子挨过的打骂，然而在九十年代来回顾七十多年前的那段日子，我还是蛮感激的。我甚至觉得工读是种值得提倡的可贵的办法。 　　我对眼下的中学教育不大了解，只偶尔听人说学费贵得吓人。对于在商潮中发了的家长，这当然不成问题：要多少老子就拍出多少。可是贫寒子弟呢?难道交不起学费就失学吗? 　　我认为应当提倡工读。工读不仅仅解决了因经济原因而失学的问题，对于锻炼孩子的性格也大有好处。 　　说起工资来真可怜。那时起早贪黑，一个月只挣一元五角。最令我伤心的是我妈妈就在我第一次领到工资的那个黄昏辞世了。 　　羊圈里干的都是露天的活儿。这里没啥技术，但需要的是一颗爱动物的心。打扫羊圈，尤其喂羊，都是挺愉快的活儿，但我怵的是送奶。前后襟背上十几瓶奶，天没亮就蹬上车，穿过没有行人的大街小巷，我不在乎。我怕的是把新奶瓶放下、取走空奶瓶时，洋狗汪汪汪地死死纠缠。我手里没棍子，就只好把那辆破自行车横过来抵挡。 　　我顶喜欢放羊了。把羊群赶到安定门去牧放。那时城墙和护城河都还在。我们来到护城河边，羊在坡上吃草。后来每当我读起西方早期文学中的游牧生活时，我的心总驰往早年在安定门外牧放羊群的日子。 　　我就是这样，读完了我的初中。 　　我同文艺的关系，应该说始自1926年。初三毕业后放暑假，我从《世界日报》上看到一则广告：北新书局招考一名练习生。我穿上一件新浆洗的蓝大褂去应试，居然就被录取了。 　　北新书局是五四运动后成立的一家新文艺出版社，印过鲁迅、周作人、徐祖正、冰心和刘半农等作家早期的书，并发行过鲁迅主编的《语丝》周刊。虽然我仅仅呆了三个月，那却决定了我一生要走的道路：文艺。 　　书局的规模不能再小了。除了三位东家，就只有我这个练习生和两个伙计。 　　那三间南屋里，既搞编辑，又办发行。外屋架子上摆着本版和外版图书，我坐在里间靠角落的一张书桌上，校对图书和每期的《语丝》。我记得经我校对的有徐祖正的《兰生弟日记》、刘半农的《太平天国》和章衣萍的一部畅销书《情书一束》。 　　在北新那三个月，我同文学出版结了不解之缘。当时倘若我一直干下去，说不定这辈子就以出版为业了。可我同那两位伙计搞了一场罢工的闹剧。当时想取消他们和我在待遇上的差别。他们每晚用桌子拼起来当床，我则由书局在红楼对面的大兴公寓里开了每月四元租金的房间。我替他们感到不平，认为应该给他们也各开个房间。恰好那时我刚读了一本讲罢工的小册子，于是，一个早晨，我们三个就丢下工作开溜了。在街头浪荡了一天，满以为晚上回去就得到肯定的答覆，谁知我们得到的回音是：三个一道滚蛋。 　　这时我进高一了，崇实的教务处刚好缺人搞油印，就把我叫了去，言明蜡纸由各科老师写，我光管印。活很轻，可成天闻那汽油和油墨的气味，很不好受。 　　经于道泉和李安宅的介绍，这时我已参加共青团，并且在崇实组织起“少年互助团”。另外，又参加了北平中学界的十人通信团，以致引起胖校长的戒心。他们索性让张作霖的侦缉队把我抓到报房胡同拘留所里，囚禁起来。那阵子连小孩抓进去也会拉到后院枪毙，我却侥幸被放了回来，交给学校软禁。北伐军到北平时，我才恢复自由。后来被迫请“长假”，流浪到了广东汕头。 　　回到北京，上了不需高中文凭的燕京国文专修班。那里有马先生主持的“学生辅导委员会”，它的一个职能就是替贫寒学生找零活儿干。校园里，中外教职员需要人去打零工，也到那里登记。不论轻重和脑力体力活儿，每小时一律两角五分钱。 　　我干过不少工种，曾经给一位外籍教授推过草坪，看过洋囡囡，但更多的是教洋人华语。我是道地的北京人，四声拿得准，这就大大吃香了。 　　　　我的工读生涯是从体力发展到脑力劳动。弄到一张文凭考入辅仁大学后，我又当了英文系主任雷德曼神甫的助手。他是因失恋才当的洋和尚。他成天喝酒，吟情诗，卷子常推给我去判。学校则不但免了我的学宿费，每月还给点零用。那时我已开始向熊佛西主编的《晨报》副刊投稿了。记得我介绍过爱尔兰的小剧院运动。 　　1933年从福州教完书再回到燕京，我就向沈从文和杨振声主编的《大公报·文艺》投稿，写起小说了。所以我的文学生涯是用写小说代替工读开始的。那时由于刊物篇幅有限，沈先生嘱咐我要少而精，不可多产。每月只许交他一两篇，他则保证我至少每月能有二三十元的收入。在当时，那就很阔气了。我没贪多，也不给旁处写。每次交稿前自己都要反复读上几遍。自己点了头才去投给他。 　　可是读到大学四年级，要写毕业论文了。我分不出精力来写小说。当沈先生听说我写的论文题目是《书评研究》时，就说那好办，你随写一章我就随给你在刊物上发表，问题不就解决了!同时，郑振铎先生又在为商务编《文学丛刊》。他就把我的那毕业论文连同小说集《篱下》和散文集《小树叶》一道收进去了。那是我最早的三本书。 　　1935年7月，我就结束了各种方式的工读，走上《大公报》岗位，一直呆到50年代初。那时，我参加了政府对外宣传工作。 　　如今，87岁已过了。回顾这一生，起点很糟，连小学都差点没念完。我能有今天，不能不感谢我在工读方面的幸运。它总是在我快断顿儿的当儿接续了我，工读也丰富了我对人生的体验，使我更广泛地接触了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