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段祺华是90年代第一个回上海开办企业的留学生；回来之后，他又首先突破留学生开办企业范围的禁区，是开办私人律师事务所的第一人，以后他还有很多第一，很多NUMBER　ONE。 　　1983年段祺华毕业于上海华东政法学院，1988年自费赴美留学，1990年获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硕士学位，同年又受聘于西雅图著名的法律事务所——威廉·克斯诺及布斯吉法律事务所，任法律顾问。创业伊始，他在美国的叔父很郑重地对他说，年轻人要创业，就要学会画1，不要画0；0好画、省事，可你画一千一万个0还是0，什么也没有增加，如果先把1画好，以后每画一个0就是扩大10倍，价值就倍增。美国也有一句格言，叫人生最重要的是第一桶金，说的是同样的人生哲理，切记、切记! 　　段祺华记住了，记得很深，很牢。可他的第一桶金在哪里呢?他的“1”从什么地方落笔呢?是在美国吗?他深知在美国干得再好，也是0，也是为别人干的；金子总是落在U.S.A的桶里。美国的华人都知道，美国有“玻璃天花板”一说，说的是美国的各大公司、各大企业包括政府的各大部门，就像座金字塔，在里面从底层向塔尖望去，看起来一眼可以望到尖顶，毫无间隔，似乎人人都有均等的机会向上攀登；可对华裔和美国其他的少数民族而言，每一层都有无形的玻璃天花板横在头顶，使得塔尖可望而不可即；只有回到自己的国土，才有根基，才能发挥双重优势。 　　一种爱国痴情的信念表现在他的毕业考试中，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论在中国开办私人合伙律师事务所的可能性》。段祺华撰写毕业论文并不只是为了获得文凭，他是要让他的研究成果付诸实践，让自己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回国开办私人合伙律师事务所，在中国画上那个最重要的“1”。 　　1992年段祺华决定回国创业，当开办私人合伙律师事务所的第一人。回国前夕，在大街上他遇见了中学同学姚蔚文。当段祺华说到要回到中国发展时，姚蔚文大吃一惊： 　　“你真的是疯了!你不像我呀，我毕业到现在还没混出个人样来，听你刚才说的，你现在已经是华盛顿州最高法院任命的第一位外国法律顾问了，又是美国西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副总裁，职业好，年薪高，有好车子、好房子，也算是初步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了。我们这些留学生，离乡背井，吃尽千辛万苦，不就是为了这样的美国梦吗?” 　　“我当初出来的时候就是打算回去的。” 　　“干吗?报效祖国呀?你是共产党员?是民族英雄?是爱国志士?本世纪都快要结束了，怎么还有你这样的古董?” 　　“爱国没有什么好嘲笑的吧?”段祺华有些生气。 　　“你怎么还这么中国，这么传统!” 　　“这个传统没什么不好!美国人也很爱国，尽管他们对美国也很不满，可他们比任何人都爱自己的国家，你为什么不嘲笑他们?” 　　“我只是对你回去表示担心。中国目前还是个法制不很健全的国家，你就真的相信留学生的新政策不会变呀?” 　　“中国法制不健全，那我们学法的就更应该回去，使中国的法制健全起来。我从没认为中国十全十美。可是我想，要是中国不好，那我们就回去齐心协力地想些办法把她搞好!我要回去，爱国当然是一个因素，可还因为我看好中国，相信我在国内能有更好的发展。” 　　结果这次两个老同学的不期而遇，最后变成了不欢而散。这次谈话的阴影一直留在段祺华的心里，他真的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他回国。本世纪以来的前几代留学生，绝大多数都是愿意学成归国，报效父母之邦，为什么这一代留学生却宁愿终身寄居异域呢?他久久地思索着。 　　段祺华为了回国，毅然辞去了在美国的几乎所有职务，毫不犹豫地拿出了家中几乎全部的积蓄；他已经是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了：他把所有的热情，全部的希望以及一家数口的生活出路统统都寄托在中国了!可他在1992年数度往返于中国和美国，奔波于上海和北京，用去了几万美元之后，所得到的关于开办私人合伙律师事务所问题上的答复却是一个字：NO!矛盾在于：段祺华的想法过于超前，而当时的政策仍然滞后。 　　咦?不是欢迎留学生回国工作吗?我是回国办企业的呀? 　　是呀，我们是欢迎你回来办企业呀。我们欢迎留学生回来搞贸易、开工厂、进行科学研究、从事教育工作，文件上都有具体规定，可没叫你回来做律师呀! 　　我是学法律的，不做律师做什么呢? 　　你要做律师也不是不可以，律师我们也缺呀；但是必须到我们的律师事务所去做呀! 　　我是要申请开办私人合伙的律师事务所! 　　那怎么行呢?什么都能搞独资、搞中外合资，律师事务所怎么能私人合伙呢? 　　就不能放宽些政策吗? 　　那……哦，我们请示了，除非你交出绿卡。 　　我们留学生回国当律师的优越性就在于持有绿卡，可以自由出境办理涉外案件；如果把绿卡交了，我们今后还怎么能方便地出国办案呢? 　　嗯……还有一个办法，你和我们合办。 　　不，我一定要独自办。我认为政策还应该再开放一些。 　　段祺华重温了他的论文，再次坚信他的结论仍然没错，因为在中国开办私人合伙律师事务所是改革开放的必需，是中国经济和国际接轨的必需，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需。其中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外商要投资，要和中国做生意，在发生法律纠纷时，你怎么能期望外商会相信一个是“国家干部”（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干部”）的律师来代表他们的利益呢?他们怀疑政府开办的律师事务所的公正性，他们只相信只代表当事人利益的私人律师。 　　他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一次又一次地去说服有关机构和有关领导，经他协调后，得到了这样的批示：“可以开这个口子。” 　　1992年11月段祺华申请的私人律师事务所终于获得国家司法部、上海司法局、国家教委、上海人事部门的特别批准。1993年4月8日，以段祺华为核心的“段和段律师事务所”在上海锦沧文华大酒店宴会厅举行挂牌仪式，100多位贵宾出席了开幕式，美国总统克林顿还特地发来亲笔签名的贺信。 　　1993年9月初，段祺华迎来了开门红，他的律师事务所力挫群雄，一举中标，承接了美国劳工部委托的一宗案件，使得美国政府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中国律师事务所的客户。美国塞班岛有家公司，对3000多名中国劳工强行超时工作，克扣工资（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每小时不到2美元）。美国劳工部以违反劳工法状告该公司，经法院判决，该公司需赔偿中国劳工1200万美元，成为中国劳工史上金额最大的一起赔偿案。可当时中国劳工大都回国，并且多数不知此事。段祺华的事务所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16小时，终于将分散在广东、福建、海南各地偏远山区的3000多份劳工的血汗钱分别送还到他们的手里。美国劳工部对发放过程进行全程监督，负责此案的美国劳工部梯汉恩主任最后表示：“能这么迅速地找到所有当事人全部发放赔偿金，实属奇迹，不可思议!”此案成功的办理，使得新生的段和段律师事务所被世界最著名的法律杂志《伦敦国际金融法律》列为1000家国际性律师事务所之一。 　　1995年，段祺华的律师事务所又漂亮地为上海玩具公司打赢了一场拖了8年之久已经成为铁案的索赔案。该案发生于80年代初，当时上海玩具公司受托生产美国帝国玩具公司的塑料玩具弹弓，产品在美国销售后，发生了几起弹弓伤人事件。1986年美国帝国玩具公司在美国联邦加州地方法院起诉上海玩具公司，要求中方赔偿。由于当时国内律师事务所不熟悉美国法律，又因无法出国办案，以至应答对策有误。1989年10月，美国当地法院作出缺席判决，要求上海玩具公司赔偿138万美元，以后又加上利息需赔偿200多万。段祺华接手此案后，用了将近一年时间，为客户制定了上百页的有理有利的诉状，列数了7大抗辩理由，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为国家挽回了200万美元的损失。此案的胜诉轰动一时，国内外都做了大量报道，称此案为“不可思议的胜利”，国内已将此案列为著名的案例写进了司法教科书。 　　1996年段和段律师事务所还承办了上海开埠以来最大的一起越洋官司。美国H公司为抵赖对中国抽纱进出口公司200万美元欠款，恶人先告状，反告中国抽纱进出口公司侵犯H公司的版权，索赔1.35亿美元!此案错综复杂，险象环生。段祺华配合中方的当事人，历时7个月，反复与美方的当事人和律师较量，终于使美国法庭作出有利于中方的判决，使得H公司无条件地撤诉，并归还了200万美元的欠款。这次跨国诉讼，伸张了正义，讨回了公道，大长了国人志气。 　　段祺华创业至今，在他的客户名单中，已有多家列入世界500家大企业的跨国集团公司。1997年初，中国颁布了新的《律师法》，进一步明确规定私人可以开办“合伙的律师事务所”。中国的司法制度又再一次地前进了，在这前进的步伐中，不是也有着段祺华早在5年前就印下的第一个脚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