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之一：SOS——救救“三童” 　　乡间坑坑洼洼的小路上，新任县长艰难地踩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虽是春风和煦，桃花盛开，周围一片升平景象，他的心情却郁闷异常。 　　他沉重地抬起业已谢顶的脑袋。前方小河边，一座崭新的三层楼房突兀眼前。屋顶上，那高高竖起的鱼骨天线，正傲慢地睥睨着这个不速之客。 　　主人斜躺在豪华的转弯沙发上，递上一一支“万宝路”：“王局长，今天怎么有空光临寒舍？” 　　“我来看看阿兴，听说他已几个月未去学校读书了。”王局长望着这个远近闻名的运输专业户，心里很不是滋味。 　　“哈哈，原来是动员阿兴读书！我问你：读书有什么用？” 　　“阿兴才15岁，书还是要读的。那年上初一时，他正好在我班上，在全县数学竞赛中他还得过名次！” 　　“老皇历！过去竞赛数学，现在竞赛赚钱！请问王局长：现在你一月拿多少？” 　　“按我的职称，是102元……” 　　“哈哈哈！”未等王局长说完，阿兴父亲又是一阵狂笑，“你一个大学毕业的局长，一个月才拿100多元，还不如阿兴跑半天运输！难道还要他跟着你再去吃这种苦？” 　　我们已无需继续描述王局长当时懊丧颓唐的神情。这幕发生在江苏某地的真实情景，已十分典型地向世人透露了当前中国教育界的一大奇观：成千上万中小学生的流失，正在无止境地扩大童工、童农、童商队伍！ 　　就在王局长供职的那个县，截止1988年上半年，全县高中生退学有50多人，初中生退学达1900多人，占在校学生6.8％，甚至小学生退学也有340多人。 　　河南新蔡县有5所高中，1988年招收新生1041名，但到开学半个月后，自动辍学者已达598人，占新生总数57.4％。 　　在陕西户县，有人调查了9所学校，去年应录取高一新生43个班级，计2255人，但到9月23日，只有1672人入学，余下的人均流失在社会上，有所学校甚至多达一半以上的流生。 　　在江苏，一向被人称为教育发达地区的苏州，近两年农村初中流生高达11791人。 　　据统计，1988年，全国城乡小学在校学生流失378万余人，初中在校学生流失361万余人。而据有关方面透露，1986年至1987年间，全国中小学流生竟高达4000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 　　几百万、几千万身心发育不全的孩子流向社会，当然不会闲居家中，坐等父母喂养，其中75％的人被驱赶着去扮演童工、童农、童商的角色。 　　福建闽候县，在一次清查中，就发现16岁以下的童工322名，其中小学毕业的107人，占33％；小学未毕业的51人，占16％。那些本应系红领巾的脖子上，如今都挂着皮尺在街头叫卖服装。 　　“三童”们的收入较之“工资阶层”来说可观得惊人，可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却无法在雇主、老板的工资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而只能按手印。西南边疆一户人家，6个中途辍学的女孩子全是文盲，甚至连自己的出生年月也谈不上。上海一个16岁的“童商”，在个体户父亲开的饭店里帮工，却读不了报。有一天，他忽发奇想，要给过去同班的一个女同学写情书，竟无法落笔，结果只好拿出50元钱雇一名秀才代笔！ 　　旧中国曾是一个文盲充斥的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后，“在今后5年到10年内基本扫除全国文盲”，这是1952年就定下的宏伟目标。到1988年9月7日，国家教委发言人在“国际扫盲日”前夕自豪地宣布：“从建国到1987年，我国已累计扫除文盲1.57亿。”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同年同月向世界宣布：中国的文盲、半文盲人数高达2.29亿人。这就是说，中国的文盲人数，占世界文盲总数8.8亿的1／4，是亚洲文盲总数6.6亿的1／3，远远超过整个非洲文盲总数1.62亿人。严峻的现实是，在世界每4个文盲当中，就有一个中国人；在中国每10个成年人中，就将近有2人不识字或半识字！ 　　之二：危房咏叹调 　　汉白玉雕刻而成的“抗日小英雄王璞烈士纪念碑”矗立在寒风中，一旁的纪念“亭”整修一新，气宇轩昂。由省里投资兴建的这一“碑”一“亭”耗资多少？人们不知道。但凡到这里来参观过的四方游客，无不为此而产生崇敬之情。 　　可是，栖息在这所名为大悲乡野场村小学的师生们，却从未为操场上的这一光辉的烈士祭台而骄傲过。 　　名为小学，实质不过3间破旧低矮的泥房，其中一间还被教师当作宿舍，全部面积：30平方米，不到一个富裕农民家的客厅。教室里放着13张歪歪斜斜的小木桌，没有椅子，上课时由学生自带。一扇小土窗，宽不足1米，长不到1.5米，终年光线幽暗。唯一的一块木制黑板，已使用了20余年，长年磨擦，黑板变成白板，粉笔字写在上面，后排学生无法辨认。教师没有讲台，上课时，只能把课本、粉笔盒放在第一排课桌上。全校26名学生，分一、二、三年级，全在一个教室内挤着由教师混着上课。一个年级上课时，另外两个年级的学生在旁看着，吵吵嚷嚷，好不热闹。 　　这就是1943年5月7日面对敌人屠刀宁死不屈的抗日民族小英雄“王二小”当年就读的小学的现状！45年过去了，烈士的4个弟弟就在这样的学校里读完了小学课程。顺便提一下，前两年，省城竖起了王璞群雕纪念碑，有人又出版了《小英雄王璞》的画册。至今一贫如洗的烈士母亲拿着画册对来访者说：“看，这是出的书，又有啥用！” 　　如果以为危房校舍只是存在于“王二小们”的偏僻农村，那就错了。不妨到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去看看吧，那里还留存着100多所岌岌可危的弄堂小学。 　　这是一所典型的弄堂小学，原是庙堂，跨世纪的百年老屋，墙壁凹凸不平，轻轻一敲，泥土便和蚂蚁、蛀虫沙沙落下，不时灌进孩子们的脖子里。没有操场，学生们在狭小的天井里做早操；上体育课，就在原先留下的两根大柱子中间安一根单杠，权充体育用具。教室是不规则的，梯形、菱形、平行四边形，可谓千姿百态，无一雷同。终年不见阳光，大白天必须开灯上课，致使三、四年级的学生都戴上了近视眼镜。有一家电视台要拍当年地下党在一所小学秘密开会的镜头，四处寻觅无着。结果却在这所弄堂小学里意外地找到了最佳外景点。当导演向校方千恩万谢时，女校长却伤心得哭了起来。 　　就读于摇摇欲坠的中小学危房里的孩子们，比起那些惨死在倒塌的校舍下的同伴来，却又是幸运的。 　　1987年1月16日，江西会昌县水东小学因厕所楼板塌陷，28个活蹦鲜跳的小学生当场被压死，成为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惨案； 　　同年4月9日，沈阳市新民县兴隆堡乡沿海营子小学的厕所壁墙突然倒塌，学前班女学生周淑芝顷刻被砸而死。事隔5天，有关部门在大东区大东路第三小学召开一次现场会，会议行将结束时，几十名男学生上厕所，和厕所相隔1米的壁墙“轰”的断裂倒塌，一年级二班的杨涛和一年级七班的于森被压在断墙底下冤死； 　　1988年6月20日，浙江青田县东江乡平山村小学几十名学生，因学校两间教室被村党支部书记刘成彩擅自以1700元的价格卖掉，而被驱赶到泥墙倾斜、屋漏如注的村会堂上课。当天上午，暴雨倾盆，学生无法上课，教师呼吁刘成彩立即修理，刘置之不理，致使房倒墙塌，造成数十名学生死伤。当孩子们在瓦砾中呻吟惨叫时，身为一村之主的刘成彩却正在麻将桌边大开赌局！ 　　一位老教育家说，这几年他周游列国，到过世界许多地方，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房子最漂亮的地方就是中小学、幼儿园。然而在我们这里，现代化宾馆越造越多，办公大楼越来越气派，庙宇、祠堂大批重建，甚至连厕所也开始向豪华型发展，却又有多少人来关心危房校舍呢？大谈现代化建设而置下一代于不顾，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话太刺耳，但请耐心听一听吧。 　　之三：校长姓“钱”，破墙开店 　　1987年至1988年间，中国教育界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校长姓“钱”还是姓“教”的热烈争论。主“钱”派说如国家不给钱财，人才、教材全落空，只好抓钱；主“教”派主张即使饿死，教师也不能斯文扫地。几百个日日夜夜过去了，这场争论虽然不了了之，至今尚无统一的明断，它却严正地表明，教育的神圣殿堂已难以抵挡“全民经商”浪潮的猛烈冲击。 　　斯文扫地，师道尊严荡然无存──当人们把谴责的目光投向学校时，钱校长自有一番难言的苦衷。 　　这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校长，虽然拥有百家姓中位列第二的吉利姓氏，可从教37年，至今仍是两袖清风。当富起来的人们纷纷争购直角平面遥控彩电和松下G－33录像机时，他却只能与一台破旧的9英寸黑白电视机为伍。个人生活清苦些也就罢了，更使他难受的是还有和他同样清苦的几十名教职员工。每当暑假或教师节，工会主席问他有何表示时，他就急得团团转，拿不出一分钱去安慰自己的属下。他是一校之长呀！他也曾开动脑筋找财源，要请教师利用课余时间拆纱头，可花几个小时拆一斤纱头才几分钱，他又怎忍心？后来，总算托人情到学校附近一家纸盒厂联系到一笔糊纸盒的业务，糊两个纸盒一分钱，可总比拆纱头强，他狠狠心腾出一间教师办公室，发动全体教职员工课后糊纸盒。一时间，学校成了纸盒加工场。谁知这又抢了隔壁里弄老妈妈的“饭碗”，当两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含着眼泪恳求他开恩做好事时，他终于又善心大发，放弃了这笔业务。 　　然而，天无绝人之路。那天，学校对面的一家化工厂来了一个人，开口出8万价钱，愿意租学校临马路的篮球场开设门市部做生意。8万！几乎等于全校二年的全部开销！这所地处闹市区的小学，本来就场地狭窄，全校500多名学生，唯有巴掌大的篮球场可以活动手脚。破墙开店，他又怎么对得起这些生性好动的孩子们？和教师们再三权衡利弊得失，大家的一致看法是：送上门的钱决不能白白丢掉，为了学校的生存，只好忍痛牺牲！当老校长平生第一次在合同书上签名时，那只捏了一辈子粉笔的手颤抖着，数次停笔，书不成字。他喃喃自语：“这是在写卖身契啊！” 　　高高的围墙，轰然倒塌。门市部在喜庆的鞭炮声中开张了，钱校长的心碎了，带着一种深重的负罪感，他整日神志恍惚。一天，几个学生在狭窄的走廊里嬉闹，其中一个头撞在墙上，鲜血直流。老校长闻讯，抱住孩子失声痛哭：“孩子，我对不起你呀！对不起！”说着，他猛地冲进教室，对着惊恐地睁大眼睛的孩子们连着三鞠躬，嘴里还不住地嘟哝着：“对不起！对不起！”就这样，全校6个年级12个班级，老校长一口气鞠了36个躬。在旁的教师见状，无不为之动容。事情传到钱校长老伴那里，她抱住这个文弱书生呼叫道：“你呀，疯了吗？” 　　车站中学，顾名思义，地处火车站附近。可实际上，学校隐蔽在七弯八拐的弄堂棚户区。像钱校长那样占地利之便破墙开店已无可能，但奖金总要发，学校总要继续办。从三楼的校长办公室望出去，暮霭中，肩挑背扛大小行李的旅客正急于投宿。目睹此景，校长灵机一动：“办旅馆！”于是，腾教室，借钱添置床椅被褥毛巾脸盒，不几天功夫，一间简陋的招待所办起来了。 　　可是，早已餐厅旅店林立的闹市地段，哪会有人上门找到小巷深处的一家校办旅社！三天过去了，竟无一个问津。情急之中，校长决定仿照个体小客栈的做法，派人轮流上车站拉客。规定：每拉一客人住宿，奖励一元。 　　27岁的李老师，多次怀孕，多次流产，但为了那一元钱的奖励，她不顾六甲在身，依然在大雨滂沱的秋夜，左手撑伞，右手举着一块写有“车站旅馆，欢迎住宿”的木牌，徘徊在车站门口候客。 　　汽笛一声，几百名旅客蜂拥而出，人流声浪把李老师吓得一个踉跄，眼镜掉在泥水中。她艰难地挡住人群，在地上四处寻摸，待她找到支离破碎的镜架，旅客已走散一大半。远处，一个双手提着旅行袋的农村汉子，正和一家国营旅社的服务员讨价还价。李老师见状，赶紧冲过去对汉子说：“我们这儿便宜，5元钱一宿，服务周到！”那汉子将信将疑地看着李老师，她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急切地说：“不骗你，路也近，就是前面！”未等对方答应，她夺过汉子的旅行袋，不容分说地往前带路……那一夜，李老师在秋风秋雨中拉了两个客人到校住宿，她为自己能幸运地赚到2元钱的外快而感到高兴。谁料，当她拖着满是泥水的身子回到家中，腹中那尚未成型的孩子又流产了！ 　　可怜呀，亲爱的园丁！但是，若要因此谴责教师师道堕落，那是有悖情理的。请看一位普通中学校长的一周工作日程： 　　星期一，研究学校“创收”； 　　星期二，区教育局研究奖金发放问题； 　　星期三，参加校办工厂定货会 　　星期四，讨论教师校内设摊卖饮料问题； 　　星期五，市教育局召集协作工厂开会解决校办厂原料问题； 　　星期六，学校行政会议研究下月奖金发放方案。 　　“创收”、“奖金”、“定货会”、“卖饮料”，样样研究到了，唯独没有时间研究教材、备课、教学、学生！难怪有的校长如此感慨：“搞了几十年的教育，连怎么当校长都不懂了！” 　　岂止是校长不知如何当，当教育不得不匍伏在金钱脚下时，学校也就不成其为学校了。在1987年到1988年席卷全国中小学的强大“创收”热中，人们看到的是一幅幅古今外罕见的光怪陆离、五花八门的图画： 　　成千上万的教师弃教从商。据不完全统计，1987年到1988年6月，浙江省自动出走的教师多达455人。其中做买卖、跑单帮、开商店、办作坊、当外包工、为个体户搞加工，可谓无奇不有。杭州市郊一村小，校长买了挂车搞运输，教导主任自办装订厂，俩人每天迟迟上班、匆匆下班，为赚钱而奔忙。有的学校甚至出现校长与教师签订“瞒上不瞒下”的所谓留职停薪合同去创收。温州市某区上报市教委要求留职停薪的仅4人，但因“事假”“病假”未上班的竟达38人，约占全区教师总数10％。 　　学生成为学校盈利的直接对象。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中小学教师课前课后在校内就地摆摊设点成为学校一大奇观，冰棍、饮料、大饼、油条、气球、绢花、馄饨、面条、商品之丰富、叫卖之热烈，不亚于赫有名的上海城隍庙一条街。 　　各种乱收费名目繁多。河南嵩县等地一些农村中小学，学生除了如数缴纳学费外，还得交办学费、补课费、书杂费、资料费、水电费、集体改卷费、工友费、锅炉费、保健费、保险费、图书费……一个中学生每学期最低要交50多元，高考复习班每个学生须额外再交200—300元。议价生盛行。有一个小学毕业生因差9.75分未考上初中，父母几次说情，学校才照顾舍去0.75分，其余9分按每分40元计算，共收取该生360元。至于重点中学招生、插班、借读、转学每学期收取1000元—3000元不等的费用，已是常事。 　　滥用惩罚手段以达到创收目的。下面是一份张贴在华中地区一所中学的校方布告：“为整顿校风校纪，经学校研究，凡违纪者均处以下列罚款：上课做小动作2元，逃避值日生4元，不交作业3元，顶撞老师5元，打架7元，损坏公物10元，测验、考试作弊15元，男女学生谈恋爱20元。”有的地方还公然宣布期终考试75分以下为不及格，作留级论处，要升级可以，请交300元补读费。 　　钱！钱！钱！神圣的教育事业一旦被金钱这个怪物所支配，即使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人性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也难免扭曲变形。 　　然而，我还是要说！别责怪我们的园丁们吧。任何一种流行的社会现象，都隐藏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要拯救骚动不安的灵魂，应该先拯救造成这些灵魂的社会环境。 　　一位中学校长以《我该怎样当校长？》为题投书报社，他问道： 　　“我时常暗忖：为什么我们这些‘读书人’非要去做‘生意人’？为什么非得去干我们不愿干也不会干的事？校长‘不务正业’，满脑子想的是钱，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教育危机’吗？我还想，除了中国，世界上有哪个校长在身负教育重任的同时去经商赚钱的？如果苏霍姆林斯基也像我们这样为‘奖金’煞费苦心、疲于奔命，还能全身心地扑在教育事业上，在中小学教育的各个领域里取得那样丰富的经验和辉煌的成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