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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与命运的冲突

1997 年第 7 期 · 人生之旅 · 周庆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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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联卫国战争年代,有252名战地摄影工作者摄下400万米极其珍贵的胶片。他们从战争开始到结束一直在进行拍摄。几十年过去了,由于他们的劳动,许多军人的妻子和母亲在晚年重又见到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   伤心和痛楚并没有随岁月而减弱。直到现在,电台仍在定期播放寻找在战争年代失散的亲人的公告。     当70年代末推出20集系列影片《伟大的卫国战争》后,一场巨大的战争灾难——它的真实场面和人们经历过的可怕的现实,重新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大量令人震惊的信件像潮水般地涌向莫斯科中央纪录片电影制片厂。人们在来信中恳求为他们翻拍影片中亲人的镜头。这是一项复杂而又十分费力的工作。资深的战地摄影师阿列克谢·列别杰夫自己动手做了一台对影片拷贝进行重拍的装置。一级电影编年史编辑安东宁娜·沃尔科娃当他的助手。于是,他们俩开始一起工作,成年累月,不辞辛劳。   以下为部分来信:     我不是这次战争的参加者。我的许多亲人,其中包括我的三个哥哥都去前线打仗,但是他们全都牺牲了。在影片第10集中我看见了我的哥哥波利耶克特·康斯坦丁诺维奇·波兹尼亚科夫。奥廖尔市被攻下后,所有的战士都走在被毁坏的大街上。他走在最前面,穿着军便服、军裤、戴着军帽。帽檐稍稍压低,靠近眼睛,面带笑容,只有他才能够这样笑。而我哭了,我不能把一切都写下来,但我热切地请求你们,请把影片第10集再放映一次,我可以再次见到哥哥。他出现在影片的中段,没有人遮住他。他很英俊,微笑着。   在我们的家乡共牺牲了22个人,而我们的母亲死于火灾。敬礼!         瓦赫鲁舍娃 于雅罗斯拉夫尔市     有时候同一个镜头引起完全不同的家庭的心神不安。   全部20集影片《伟大的卫国战争》我先后看了两遍,而且每看一集,我都哭了。   在影片第1集中两个战士扶着一个受伤的坦克兵,当他转过脸来,我认出了这是自己的兄弟。我现年62岁,但我至今还记得他的眼神、嘴唇、头发、额头,记得他的一切特征。当见到他时,我差一点要叫出声来:“好兄弟,阿廖沙!”影院里坐满了人……我克制住自己,而眼泪止不住流下来。我走遍全城,打听哪一家电影院正在上演影片第1集。   我恳求你们,如有可能,请把这个镜头翻拍下来。敬礼!       卡普斯京娜 于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市     电影制片厂与观众建立了通信联系。列别杰夫和沃尔科娃需要观众来信准确地说明,其所指的究竟是哪一个镜头,哪一个战士。照片寄出以后,还要求他们告知,照片上的人是否就是她们要寻找的丈夫、兄弟、父亲。   非常不容易找到所需要的镜头。   “曾经有这样的情况,”沃尔科娃说,“一位妇人写道:‘我的丈夫站在森林边上,后面和右面都是森林,而左面是田野,我反复看了几遍电影,找不到我的丈夫。’后来这位妇人自己来到莫斯科的电影制片厂,跟我们一起观看电影,方才认出自己的丈夫,但是他站在城市的废墟中间。田野和森林在这之前闪现过,给她留下了印象,她把两者重合在一起了。有一位老太太来了,要找儿子,我们跟她一起看电影,边上放着急救药箱。一连看了两遍电影也没找到,说起来有点扫兴,但是我庆幸她没找到,否则我看她是受不了的……   “在列宁格勒,《围困》第一集电影首映时,当场有几个人被抬出影院。   “有人建议最好在电影院设一个医疗点。后来果真有急救车一直守候在电影院旁。”     亲爱的新闻电影工作者同志们:我是战争的参加者,我的邻居、现年79岁的瓦莎·彼得罗夫娜·尼古拉耶娃说,在影片《解放白俄罗斯》的一个片段中好像掠过1944年7月牺牲的她的儿子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尼古拉耶夫的面影。   为了证实这一点,我根据她的请求,与博克萨雷市的电影发行部的经理带着瓦莎·彼得罗夫娜一同来看这部电影,在一个镜头中她又看见了自己的儿子。她流着泪,大声地叫道:“我的彼佳!他还活着!”   我请求你们:为了缅怀牺牲的战士,请寄几张这个镜头的照片来。   除了一张彼得在乡村学校四年级结业时和同龄人一起拍摄的照片外,母亲没有儿子的照片。敬礼!         前第307近卫军迫击炮团团长、               近卫军上尉费奥多罗夫     很难想象,将近40年过去了,孩子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   亲爱的同志们,给你们写信的是来自加里宁格勒的叶夫盖尼娅·伊万诺夫娜·乌沙罗夫斯卡娅。我自己曾是前方战士,1944年在黑海舰队服役。我因受伤而复员,因此见到了自己的丈夫。他是个飞行员,回来休假。当时我们想,战争即将结束,该有个孩子了。于是我生了个女儿。   已经是战胜法西斯德国以后,我接到通知,我的丈夫在攻打柏林的战斗中牺牲了。这样,生于1945年的我的女儿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她的父亲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   我怀着希望,观看了第11集影片《空战》。我想,很可能看见自己的丈夫,但是影片快结束时也没看见他。已经响起了终场歌曲,画面是节日的庆典,人们聚集在一起欢庆胜利。突然间,怎么啦?又在放映老镜头:从着陆的飞机上跳出第一个飞行员,然后是第二个,他摘下了飞行帽。哇,这是我的丈夫!   我恳求你们为了我的女儿,主要是为了我8岁的小外孙,请寄来这张照片。也许我很荒唐地写了这样的信,但是请理解我,原谅我。我已经60岁了。当我向女儿和外孙指出活着的父亲和外公时,外孙说:“外婆,外公怎么是这个样子的,他好年轻哟……”我伤心地哭了。     许多年过去了,重又见到失散的亲人,旧有的伤痛使人回忆起逝去的一切,而所有的这一切曾经是真的。     有的人在看电影时认错了人,只注意类似的特征。   你们寄来的照片收到了,衷心地感谢你们,但是眉毛和眼睛不像。很遗憾,这不是我的兄弟。我痛苦、难受,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照片我将保存着,非常相像。             兹韦列娃 于莫斯科市     战争幸存者也有反响。   在影片中我好像看到了自己,我被抬在担架上。战争快结束了,我在埃尔宾受了重伤:子弹打在左边太阳穴下1厘米处,从右颌出来。我记得,卫生员对我说:“瞧,你破相了,未婚妻见了要伤心的。”当时我没有未婚妻。失去知觉前,我在想:“最好别让妈妈看见……”           前第281师第360独立侦察连                  侦察员布利卡奇     最后一张照片是有象征意义的。   在影片第18集《攻打柏林战役》中,我出乎意料地在一个镜头中见到自己的爸爸,这简直是难以置信的。   1941年我们的父亲是第一批上前线的志愿兵。留下我们和妈妈,一共是7口人。我不知道,我们是怎样熬过来的。当时我还不到1岁……我们终于等到爸爸活着回来的一天。是的,他显得非常非常的苍老,我们已经不认识他了。   在镜头上,爸爸才50岁,当我长大成人见到当时爸爸的身影,他显得这样年轻,而又无比亲切。   影片激荡着我的心,看完电影以后,我哭了,我回忆起战后饥饿的年代,想起妈妈干瘦的脸和那双累坏了的手……影片我看了许多遍,为此我走遍了列宁格勒所有的影院。   影片以巨大的画面映出爸爸的脸,他的脸占了整个银幕。战士们的形象被刻画在国会大厦的墙上。战士们在休息,然后重新投入战斗。而接着便是我的爸爸,满脸胡子,身穿粗糙的士兵军大衣,头戴钢盔。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在银幕上映出我爸爸这么大的脸?现在我明白了,因为在他的目光里充满着智慧,充满着苦难和善良。           菲拉托娃 于列宁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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