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200 期文章库

　　无巧不成书 　　　　1986年，进入中国市场不久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老板们在动一个脑筋。 　　　　德国法律规定，在每个大企业上缴国家的税款中，将有一笔专门资助科研活动的资金。企业有权利决定这笔资金的投向，而受其资助的科研成果公布之时，企业的名称将同时被传媒披露。面对刚刚进入的庞大的中国市场，大众汽车公司的智囊们在绞尽脑汁，想打出一张非同凡响的广告牌。 　　　　许多国际大企业都聘有自己的心理学家，企业的内外调控离不开他们的参与。大众汽车公司也不例外。它的心理学家最后提出一个方案：资助一次关于中德两个民族智能比较的研究课题，比一比，到底是以出思想家著称的德国人聪明，还是有着五千年历史，号称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更聪明。 　　　　无巧不成书，几乎与此同时，一位中国学者也动着同样的脑筋。作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从事少年心理研究的著名学者，她此时正在出访德国。就是在这次访问中，这位女学者萌生了同一个念头：进行一次跨民族的少年心理比较研究。这位女学者的名字叫查子秀。 　　　　查子秀初步的设想在与德国慕尼黑大学教育心理研究所的共同商讨中达成一致，心理学家、研究所所长荷莱博士的建议被采纳：将进行的是一项创造性思维的调研。学者们都清楚，一个人的创造力在不同行为范畴中难以表现一致的能力水平，创造力在艺术领域内会表现为出色的文学家、艺术家，而在科学技术领域内会表现为杰出的科学家、发明家。由于创造力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形式各异，就要求研究者从不同的行为范畴中探索创造力的内部结构。 　　　　就这样，一份由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和德国慕尼黑大学心理所共同完成的研究申请便拟定了，仿佛冥冥中有某种神奇的力量要促成这个项目，两国的学者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向大众汽车公司寻求赞助。大众公司见到申请，自然喜出望外，双方不约而同的构想使他们携起手来。大众公司提供全额赞助，由中德双方心理学家进行实验操作。 　　精诚合作 　　　　比较研究的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荷莱博士和他的研究生汉恩先生专程来到中国，中德双方的学者面对面地坐下来，严肃的使命感激励着他们，两国专家的手握在了一起。 具体的计划很快制定出来了： 中德双方各选取11岁和13岁两组少年作为测试对象，不同年龄组中又分为普通智力水平和超常智力少年各一组，这样实际上共有中德双方共8组少年参加研究工作。为了获得更为科学准确的结果，并且对智力发展状况有所把握，整个项目将为时三年，每年对各组少年进行一次跟踪测验，进行各项智力因素的综合比较研究。 　　　　中德双方采用一套完全一致的测验试题，试题由德方拟定。为了确保被译成中文的试题与德文试题毫无偏差，试题先被译成英文，再由英文和德文分别译成中文，中文稿被电传到德国，由德国的中文专家再译回德文，这样，经过一次次的反复核正，被双方确认为没有一个字的偏差的共同试题便产生了。 　　　　每套试题分为A、B、C三组，题目不同，难度一样。每组试题又分为7种测验，分别是图形创造性思维测验、科学技术兴趣问卷、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测验、学习和活动爱好问卷、用途测验、成形过程测验和创造力测验。同一年龄组同等智力水平的少年，又将被分作三组，分别进行这三套测验。每项测验都有一个解释。 　　　　测验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和中国北京市进行，参加测验的少年也很快被选定了。德国方面选定Gymnasium的初中学校为样本学校，以保证能连续三年得到高智和正常智力的学生。中国方面，经过认真的考虑，高智少年选定北京八中少年班“少四”和“少五”两班的少年，正常智力少年则分别选定实验二小和八中初一的学生。参加测验的学生共有425名，兼顾男女双方的性别比例。 　　　　双方学者对这项合作抱以极大的热情，他们相信把文化当成独立变量的研究设计，一方面可以增加因变量的标准差，即能力表现上的标准差，另一方面可以探讨技术创造力的形成和文化意义表现上的特点。 　　　　按照计划，三次测试将于1988年至1990年进行，从1991年到1992年为对测验结果进行比较、研究的时期，而到1993年，关于这次跨文化、跨国度的大规模学术测验的学术研究成果，便应该公之于众了。 　　　　严谨、周密、科学的设计，加上两国科学家探索人类自身奥秘的敬业精神，似乎注定了这次学术合作将有一个完善的归结。　　1988年9月16日，中国北京，244名男女少年，坐在了教室里，与远在异国的181名同龄人，开始完成一份共同的试卷。 　　　　两国科学家的心为一项共同的事业兴奋着。 　　测验结果出人意料 　　　　德国的荷莱教授接到中国方面提供的首次测验结果时，愣了 　　好半天。 　　　　高智少年与常智少年各两年龄组各7项测验的28个得分，几乎全部优于相对应的德国方面参加测验的少年的得分！中国少年在创造力等诸方面表现出的才智，不再需要做任何技术分析，便已经毫无质疑地远远领先于德国少年。 　　　　图形创造力测验，中方高智少年11岁组得分3.6167，德方为2.3846；13岁组中方得分为6.0667，德方为2.5435；中方正常智力少年11岁组得分1.5161，德方同年龄组得分为0．7931；13岁组中方得分是2.5738，德方相对应的年龄组得分为1.4706。七项指标的综合比较显示，中方得分为58．38，德方得分39.62。 　　　　学习和兴趣爱好问卷揭示受试者对知识的向往程度，结果显示，中方超智少年得分0．575，德方超智少年仅为0．02；正常智力少年，中方得分－0．225，德方仅为－0．325。 　　　　其他5项测验的各组得分，德方也明显显示出弱于中方的态势。 　　　　有强有弱本是正常现象，但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多角度多层面测验中，德方受试者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弱于中方的状况，就难免让人觉得有些不正常。荷莱教授的眉头紧锁着，他知道，自己没有理由对中国同行的科学态度和严谨作风提出质疑，双方此前的交往已经使他确信了中国学者的敬业精神。但是，荷莱又知道，这一组测验结果却带有显而易见的反科学性，症结会在哪里呢？ 　　　　答案最终在一位中国学者的论文中找到了。作为这一合作项目的一部分，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的研究人员周林被派到德国慕尼黑大学荷莱教授的研究所进修，协助德方完成这一测验。 　　　　当拿到双方第一次测验得分时，身为中国人，周林为自己民族显示出的卓越而兴奋，他将自己在国内发表的一篇关于选择超常少年的论文译成德文，在德国发表了。在这篇论文中，周林详细介绍了北京面向智力超常少年的少年班的招生程序：面对2000名报名者，第一次考试选出1200人，第二次考试再选出800人，第三次考试选出100人正式录取。而参加这次测试的11岁组和13岁组的超常少年，则又是从这100人中选出的。 　　　　荷莱教授如获至宝，拿着论文找到周林，说：“周，我们的测验对象不一样，测验结果不公平！” 　　同样是超常少年班，德国学校的录取标准却迥异于中国。在德国，一个少年如果智商达到135分，便立即可以进入超常少年班学习，而无需像中国那样再进行各种其他智能的测验。作为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学校里的超常少年班很常见，而在中国，只有数得过来的几个。如果说德国的超常少年是百里挑一，中国的超常少年则是万里挑一了。当百里挑一的超常少年与万里挑一的超常少年被放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技时，结果自然显而易见了。 超常少年如此，正常智力的少年又怎样呢？参加这次测验的中方正常智力少年，分别来自作为重点小学的北京实验二小和作为重点中学的北京八中，这些孩子无不是经过一番角逐进入这些学校的。而在德国，根本没有重点中学这样一种设置，所有的孩子都受到同等的对待，学习优异的孩子与成绩极差的孩子被放置在同一个教室里学习。他们选择来参加这项测验的少年，也是随意而为，没有进行任何“择优”。比较在一开始便存在着差异，结果的差异便不难理解了。 　　　　德国学者的热情受到了打击。 　　　　然而，已经开始的项目还要进行下去，而不可能中途更换测验对象，因为这次测验的一个重要任务便是考察发展中的智力。1989年，1990年，每年9月份双方测验结果都得到及时的交流，数字在计算机里进行着归纳与整理。而最终的结果，都不会再引起双方的惊异了。 　　 荷莱教授平静地面对那一组组数字，除了极少数偶然出现的例外，中方参加测验的少年在各方面都展示着令德方参赛者不可望其项背的优势。1989年，中方超智少年参测者对知识的向往程度竟表现为他们德国同龄人的50倍！ 　　虎头蛇尾的背后 　　　　1990年，计划中持续3年的跟踪测验按计划结束了，荷莱教授曾来到中国，与他的中国合作者友好地总结。他当时说过一句话：“如果中国的参测少年来自农村，结果可能是另一番样子。”而德国的参赛少年，入学前许多人来自乡下。 　　　　就在这一年，第9届国际天才研究会议召开，参加中德少年智力比较研究的中德双方学者都有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但是，双方在会上都淡化了这次本可以引起轰动的研究。 　　　　1991年、1992年，原计划中的整理、研究期，平静地过去了。 1993年，无论是德国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这项曾抱以厚望的调查研究都没有发表任何学术论文。据说，出巨资赞助此项活动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曾索要结果，但很快便不再坚持，转而选择了沉默。设想中的辉煌，预计中的跨文化的开创性研究，就这样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了。 　　　　一位参加这一项目的中国学者对我讲，德国方面没有办法写论文，他们认为测验不科学，更无法接受几乎是方方面面都弱于中方的测验结果。那么中国学者呢？他们何以同样选择了沉默？除了经费不足、精力不足的困扰外，就没有其他主观因素了吗？ 距最后一次测验整整过了五年，1995年初，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的内部刊物《心理发展与教育》发表了一篇题为《图形创造性思维测验的比较研究》的论文，它的作者便是周林。周林特意注明这篇论文是“中德技术创造力跨文化研究结果之一”，他回避了“成果”一词，但是，那“之二”却再未写出。 　　　　在拿到第一次测验结果的兴奋过后，周林作为一个学者的科学精神渐渐取代了单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激情。他在进行着反思，这是一个学者的反思。 　　　　当德国学者指责中国的受测对象智能过高时，中国的学者却认为这些少年的选择完全符合测验对象的要求。周林认为，问题也许在于双方不同的教育思想上。抛开受客观条件限制导致的选择超常少年的尺度差异，中国的超常少年班录取的都是在数理方面超常的儿童，他们入学后被强化数理方面的教育，通常是用4年时间完成8年常规课程。而德国的超常少年班则兼容在文理甚至艺术方面表现出特长的少年，他们仍像普通同龄人一样接受常规进度的教学，所不同的是，他们在完成课本学习之余，将有更多的时间被安排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更多的时间用来娱乐和锻炼，打球、写作、表演，是学校为他们安排的重要活动。 　　　　当中国的教育学家认为应该以重点校和普通校区别学习有差异的孩子时，西方的教育学家却坚决反对“优等生”和“劣等生”的概念，而分别对待不仅是对学生权利的蔑视，更不利孩子们心理与智力的成长。 　　　　当中国学生被淹没在题海中从而具有极强的“解题”能力之时，德国的儿童可能疏于解题而强于能力。 　　　　当中国的教育学家致力培养出一代专业的高精尖科技人才的时候，西方的学者着力于使他们国家未来的栋梁兼有艺术的天分、处世的干练、优良的体质。 　　　　当中国的教育学家寄希望于将超常儿童尽早送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候，德国的教育学家却希望这些孩子参加工作的时候是一个更全面、优秀的人才。 　　　　不同教育思想指导下的少年，面对毫无差异的同一套试题，又怎么能不表现出迥异的差异来呢？当德国学者指责中国孩子是高分低能时，不知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会做何感想。 　　　　面对同一套测验的较量结束了，面对同一个世界的较量才刚刚开始。毕竟，未来的较量更为残酷和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