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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见证

1997 年第 9 期 · 文史园地 · 杨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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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7月1日,亿万华夏子孙翘首以盼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号称“日不落国”的米字旗在香港落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高高升起,伴随着它的还有灵飞生动的紫荆花旗。然而,这一天的来临,却历经了无数不平静的日日夜夜。     1978年,柯华出任驻英国大使,女王派遣羽饰金盔的武士,驾着宝马雕鞍迎接他到白金汉宫。这是晚清驻英使节所无法想象的。     香港给英国带来巨大利益,由于中国政府审时度势,对香港采取“长期利用,维持现状”的方针,才得以维系至今。这时,收回香港和澳门的问题已经提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日程上。作为驻英使节,柯华有责任了解英国朝野对于香港问题的动向,提供国内决策参考。英国认作“合法”依据的《江宁条约》(即《中英南京条约》)、《中英续增条约》,特别是《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以九十九年为限期”,到1997年期满,英国不得不为自己利益忧虑了。英国有人写过一本关于香港的书《借来的地方与时间》,意识到“借来”的总要在限定时间里予以归还。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要求允许港英政府批出超越1997年6月30日的土地契约,实质上是想长期维持英国的管治。该要求遭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的严辞拒绝。     柯华十分关注英国下院于1979年6月13日就麦理浩访问中国进行的辩论,英国外交大臣的发言表示着当时英国政府的态度:香港并非时代的错误产品,麦理浩北京之行并不意味英国想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     7月5日,英国向中国递交了《关于香港新界土地契约的问题的备忘录》,并说中国可以不作答复。同样也是想让中国默认英国取消“新界”管治权的期限。中国政府以毫不含糊的言辞作出答复:“奉劝英方不要采取所建议的行动”。     1982年夏,柯华奉命回国述职。返英后,他和大使馆的同事们遵照中共中央港澳小组领导人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的指示,广泛接触英国各界人士。     在英国,有许多中国的老朋友,像前首相麦克米伦、希思、卡拉汉,前津巴布韦总督索姆士勋爵(丘吉尔的女婿),怡和洋行董事长亨利·凯瑟克、太古洋行董事长斯威尔兄弟、英之杰公司董事坦劳勋爵和一些政府部长、议员以及颇有影响的《卫报周报》、英国广播公司评论员等,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表示英国不应该坚持三项条约,应该无条件把香港归还中国,也没有理由要求继续参加香港的管理;但也有人主张在归还主权后,中国和英国共管一段时间,或“托管”一个时期;还有人怀疑中国能否管好香港,尤其担心我国将在香港推行社会主义制度。柯华和使馆的同事们利用各种场合,阐明中国政府将收回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等邓小平同志的构想和基本国策,赢得了许多友好人士的理解和赞成。     但是,和英国人商谈香港问题,实非易事。     1982年7月24日,柯华在伦敦同当时的香港总督尤德和前任总督麦理浩进行讨论。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讨论中,尤德和麦理浩坚持英国政府的立场:交回主权,但由英国继续管理。柯华据理强调:主权和管理权不可分,中国将同时恢复行使主权和管治权。双方争执不下。     尤德和麦理浩最后问道:“这样争论下去达不到一致怎么办?”     柯华轻轻地笑笑说:“这也好办嘛,你们不是刚刚出兵马尔维纳斯群岛了吗?那里距英国本土九千多海里,中途无法补给,飞机只能空中加油,而且,大西洋气候恶劣,但你们还是去了。而香港距离伦敦只有八千多海里,沿途有许多补给、加油的地方,太平洋西岸的气候又很好,你们也可以采取对付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办法嘛!”     尤德和麦理浩沉默了一会儿,异口同声说:“那当然是不可能的。用对付福克兰群岛和直布罗陀的办法对付中国是不行的。”     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终于来到北京访问。     柯华在和撒切尔夫人接触中,感到她是一位有主见、有魄力、很果断、个性很刚强的政治家。     9月24日,撒切尔夫人步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与被毛泽东主席誉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相晤。柯华目睹他们为解开两个国家间百多年来的“死扣”,围绕中国固有领土香港的前途展开交锋,谈笑风生,却挟着电闪雷鸣;轻言慢语,却无不字字千斤;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又处处峰回路转,暗含转机。     撒切尔夫人对中英友好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是,在香港问题上,坚持英国政府的立场。她在会谈中,强调“三项条约”是“有法律依据的”,甚至断言“如果中国政府宣布收回香港,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对此,邓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如果说宣布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并说,如果“香港发生严重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希望从夫人这次访问开始……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很好的磋商,讨论如何避免这种灾难。”     撒切尔夫人最后表示:“希望不要把今天会谈的内容传出去。”并建议共同对外宣布会谈是坦率的、友好的。     邓小平表示:“完全赞同你的意见。”     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磋商香港问题。     中国政府为谋求政治解决的第一阶段的努力,达到了预期目的,为以后谈判奠定了基础。     撒切尔夫人在会后回答记者提问时仍然说:“管理香港的条约,至今仍为国际法所公认……英国将以条约处理香港问题。”     9月26日,柯华送撒切尔夫人从广州转去香港,记者拦住柯华提问。     香港记者问道: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有分歧,是不是?     柯华回答:我们进行了友好会谈,大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记者又问道:据说会谈触礁了?     柯华回答说:不,是有益的、友好的。     记者进一步提问:是不是中国方面一直强调主权问题,而英国又不肯让步?     柯华提高声音回答说:中国在主权方面的立场,你们应该是知道的,很明确嘛!     记者又问:英国方面态度如何?     柯华回答说:英国方面也说明了他们的一些观点。     香港的报纸及时报道了上述问答。     从撒切尔夫人同邓小平会谈后,经过两年零三个月的艰苦谈判,1984年12月19日撒切尔夫人再次来到北京,同中国政府签订《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在一一叙述这些后,柯华还说:“在此之前,9月26日草签《联合声明》的当天,英国政府曾发表白皮书说:‘要更改这份协议是没有可能的。如不接受这份协议,就会没有任何协议。’话虽如此,几年来,中英关系围绕着香港问题还是发生了不少麻烦。其实,这种麻烦是在预料之中的。邓小平在1982年就已对撒切尔夫人说:担心过渡时期‘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几年来,中英在香港问题上的争执,不也就是英国人制造的一些‘混乱’吗?”     柯华继续说:“当然,有些问题两国谈判不可能没有不同意见,这是不足为怪的,也可以说是正常的。但是,许多麻烦的发生,不能不说是英国人出于英国的政治立场和经济利益而发生的。这里,我想还可以从历史上找到一些根由。记得1957年我陪同聂荣臻副总理参加加纳独立庆典时,亲耳听到英国驻加纳总督克拉克在加纳议会开幕式上致辞时竟然大言不惭地说:‘我自以能身为一个大不列颠王国的殖民主义者而感到骄傲。’这种话在我们这些饱受殖民主义之苦的人民听来,简直荒唐至极!但在克拉克看来却是天经地义的。记得英国政府机构中原设有殖民部,管理其40多个殖民地,1966年合并于联邦部,1968年又合并于外交部。我们不难想见英国某些人士的思想观念还承袭了两个世纪以来的殖民思想和殖民政策的残余,这就自然而然会产生上面所说的麻烦了。”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人们应该记住这个有益的警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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